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的底气
《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三国史》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事变”的底气,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曹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少帝曹芳前往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曹叡之墓，辅政大臣、大将军曹爽及其兄弟皆随驾同行。
不料，他们前脚刚出京门，司马懿父子后脚就发动了事变，以永宁宫郭太后的名义发出懿旨，封闭了各个城门，火速占据了武库，分发各类武器给自己的亲信部属。同时，令司徒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之权，控制了原由曹爽所亲领的禁军营地；令太仆王观代理中领军之权，控制了原由曹爽之弟曹羲所领的中军营地。然后，司马懿派人追奏于曹芳，谴责曹爽“有无君之心”，罢去曹爽兄弟的官职、兵权，“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奏毕，他携太尉蒋济率兵亲临洛水浮桥，以应万一。
曹爽兄弟闻变，如遭雷击，在惊疑失措之中，相信了司马懿的免罪承诺，不顾桓范、鲁芝、杨综等亲信和僚属的劝阻，选择了束手降服，乖乖认输。不久，他们连同自己的党羽，全被司马氏劾以大逆不道之罪而诛杀，俱夷三族。
司马懿父子从此独揽朝纲、权倾天下，再也无人掣肘，迈上了亡魏成晋的霸业之路。
不少人士认为司马家一夕之间“剑走偏锋”夺权成功，似乎胜得太过轻易，而曹爽兄弟则完全是被司马氏“忽悠”住了，所以才会自取其败。宋代史学家叶适就发出了惊诧之问：
嘉平之役，极是异事。曹氏造基立业，虽无两汉本根之固，然自操至此已五六十年，民志久定；司马懿再世受遗，信非忠贞，何遂盗夺！而况虚位无权，势同单庶，一旦人主在外，闭门截桥，截取事柄，与反何殊？此至愚者所不敢为，懿号有智，而披猖妄作，自取族灭，然竟以胜，一异也。（摘自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魏志》）
但是我们纵观史籍，周览本末，认真剖析，就会发现：行事素以“稳、准、狠”见长的司马懿父子发动这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实际上是有着周密的筹备和坚实的底气的。所以，他们才一击必中、一招制敌，迫使曹爽一派束手认输、无力反击。
第一，从正统法理的比较优势上讲，司马懿比曹爽稍胜一筹。粗粗一看，曹爽手中握有少帝曹芳这张“王牌”，可以“奉天子以讨不臣”，似乎占了上风。然而，司马懿本身是先帝钦定的顾命辅政大臣，有“清君侧、除奸佞”的天然职责和权力依据，再加上司马懿手头拿到了永宁宫郭太后全力支持他所作所为的凤诏，能够“挟太后而抗天子”。而且，郭太后确实是遭遇过曹爽仗势欺凌的。《晋书·五行志》记载：
魏齐王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连年地震，是其应也。
这些事实其时已为天下士民所共见，曹爽的“无君之心”昭然若揭，郭氏和曹爽矛盾已然公开化。所以，司马懿取得郭太后凤诏以“便宜行事”，根本不是胁迫而来，相反正是郭太后自愿授权而为之。那么，曹爽挟少帝以反抗，又有多少人不是认为他竟把少帝当作傀儡了呢？这样的“挟天子以讨司马氏”，曹爽集团从起先一出手就落了下乘，也不会具有多大的政治感召力。
第二，从中枢群臣的支持度上看，司马氏是远超曹爽一派的。由于曹爽先前重用何晏、邓飏、李胜等浮华空谈派，乱改旧典、滥兴秕政，且又骄奢淫逸、胡作非为，早已为朝廷的大多数公卿大夫所不满。例如，大将军府长史孙礼本是由魏明帝亲下遗诏留在曹爽身边辅佐他的，但曹爽嫌他“亮直不挠”，不便于自己独断专行，竟违背先帝遗诏将他外放了出去。又如少府卿王观掌管内府宝库，曹爽一派贪得无厌、多有干求，且又忌惮王观守法不从，于是把他调任太仆，借机中饱私囊。曹爽一派种种作为，堪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引起众怒，连孙礼都公开请求司马懿站出来“主持公道”、制衡于他。故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自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人以下大多数重臣宿士都站到了他这一边。而曹爽那边，却只有一个大司农桓范出于乡里旧谊而遁出城来帮他，其势何等之孤！
第三，以四方州镇之军方势力的实际情况而预估，曹爽一派亦是孤掌难鸣，不足以与“出将入相、故吏遍布”的司马懿相对抗。《资治通鉴》里写道，桓范“劝（曹）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似乎是一条妙计。然而，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形来分析，曹爽若是真以天子之诏征发四方州镇之兵相助，恐怕是“一厢情愿”、难有响应。其时四方州镇大将的名单是这样的：执掌西翼大军的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执掌南部诸军的是征南将军王昶；执掌东翼大军的是征东将军王凌；执掌北部诸军的是征北将军程喜，其下属的并州刺史是孙礼、冀州刺史是裴徽、幽州刺史是毌丘俭。
在明面上，曹爽唯一可以倚用的助力，只有夏侯玄一人，因为他俩有表亲之好、手足之旧。但夏侯玄身边却有一位司马氏的旧部、前将军郭淮—他在雍凉二州威望极高、人脉极广，而且与司马懿关系匪浅。在正始年间曹爽一派擅自发起的征蜀之役中，郭淮多有异议并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强烈的抵制，是曹爽一党的对立派无疑。《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记载：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
其中“辄拔军出”四个字，将郭淮的“不合作”态度毕露无遗。夏侯玄有他掣肘，又怎能调动得了关中兵马东来支援？
征南将军王昶，则是司马懿实打实的“死党”。他目前的一切地位和建树，几乎都是司马懿一手栽培而出的。《三国志·魏书·王昶传》里记载：
青龙四年（公元236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以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王）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倘若司马懿的“清君侧”之令一下，王昶必会如影随形、闻声而动，北上相助。他在襄阳发兵，比任何一方州镇都能更快地抵达洛阳或许昌。
征东将军王凌，出于太原王氏一脉，与司马朗、司马懿有故旧之交，而又门户背景相同，应该也是倾向于支持司马懿的。况且，他与曹爽的关系十分僵化，曹爽曾经起用过乡里旧交文钦来制衡他。《三国志·魏书·文钦传》记载：
（文钦）后复以淮南东门将，转为庐江太守、鹰扬将军。王凌奏钦贪残，不宜抚边，求免官治罪，由是征钦还。曹爽以钦乡里，厚养待之，不治钦事。复遣还庐江，加冠军将军，贵宠逾前。
所以，王凌对曹爽肯定是心怀怨忌，在这一场“高平陵事变”中是不可能站到他同一阵线的，而文钦想帮曹爽抗御司马氏，却也始终飞不过王凌这一关啊！
至于程喜、孙礼、裴徽、毌丘俭四人，均是地处偏远，手头兵马较为稀少，在这场博弈之局中无足轻重、缓不应急。程喜的门户背景与政治立场在史书中显得模糊，在此可以不论。但孙礼、裴徽、毌丘俭三人，在高平陵事变当中的“站队”倒可以浅议一下。孙礼本身就和曹爽积怨已深，曾经向司马懿当面强烈请求他出来“主持公道”、制约曹爽。所以，他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是绝对支持的。而裴徽与司马氏同属名门世族集团，各种利益关系和政治诉求基本趋同，且裴氏一族又与司马家关系甚佳。裴徽的侄儿裴秀后来成为司马氏最密切的心腹之一。毌丘俭则在征燕之役中当过司马懿的部属，对司马懿自是拱服。故而，他俩于“高平陵事变”中的立场至少是中立不倚的，但决不会主动支持曹爽。三位刺史的政治态度既是如此，身为征北将军的程喜自然也被掣肘和影响，导致他最有可能的选择是游移观望。曹爽从他这里，依然借不到半分力道。
这样分析下来，曹爽兄弟在四方州镇当中可谓是孤立无援，又怎敢采取桓范的建议去“自讨苦吃”“自费力气”？
第四，从双方所拥有的嫡系人才资源来比较，司马氏比曹爽一派更是胜出许多。司马氏这边人才济济，各有所长：抛开司马懿、司马孚和诸位并肩同行的元老重臣们之巨大影响力不论，司马懿的嗣子司马师身任中护军，“雅有风采，沈毅多大略”，一夕之间召集三千死士赴难而作，连何晏都称赞他“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其次子司马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极有人脉，曾经担任过征蜀将军，有处变不惊之武略；其侄儿司马望曾任平阳郡太守，“宽厚有父风”，而行军打仗则“威化明肃”……这些司马氏的壮年新秀，绝非曹爽兄弟这一批不亲庶务的“纨绔子弟”所能相比的。他们手头虽有一个“智囊”桓范，但又如何敌得过司马家这边“父明子贤、羽翼丰满、群英荟萃”？
第五，从实战斗争的手段上看，司马氏已然掌握先机，随时可以“收网”，令曹爽一派措手不及。曹爽兄弟此刻仅有屯田兵数千人作为侍卫，战斗力较弱。而司马懿已经控制住洛水浮桥，手中又有数万禁军步骑，行动如风，迅捷如电。曹爽一旦有所异动，司马父子必会雷霆出击、疾驰而至—届时，曹爽他们还未赶到许昌，已被司马氏父子包抄在手、无处遁逃！更何况司马氏又扣住了曹爽一派的三族亲戚作为人质施以要挟，所以曹爽他们很难突破这层层牵绊而决裂反击！他们只要露出丝毫犹豫，就是司马氏的绝佳战机。
从这五个方面而言，曹爽兄弟确实是被司马懿父子压制得死死的，所以他们冥思苦想了整整一个夜晚后才认输投降了。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曹爽兄弟如果奋起一搏，胜负犹未可知。而曹爽只是贪恋“栈豆”才自寻死路的。实际上，政治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曹爽又不是初涉宦海的政治新人，怎么会不清楚这一点呢？他在几年前，以太傅之位架空司马懿、以征蜀之役谋取大名、逼迫郭太后迁入永宁宫、毁坏中垒中坚营以削弱司马师的势力，拳拳有力，招招见血，显出了他的决断和魄力。在高平陵事变中，他的智力和胆魄又未下降；依常理而论，他倘若觉得自己还能拼出一线胜机，就决不会束手降服的。
只不过，司马懿父子布局周密、处处扎实，真的是令曹爽兄弟感到无隙可乘，所以他们才会就地投降。当局之人以切身之利害而做此决断，总比我们这些局外之人应该更来得明晰切实一些。换了你我和曹爽易地而处，你认为你会有第二个选择吗？后来的王凌不也是落到了和曹爽一模一样的境地了吗？他又是如何选择的？这还需要明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