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兄弟凭何驾驭宿将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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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权臣去世之后，通常都由其子弟继位掌权，我们对这一群体称为“权二代”。然而，血缘和家世背景可以传承，能力和威望却无法继承。“权二代”们要想不负所传并后来居上，实属极难。例如西汉重臣霍光死后，其子霍禹、其女婿邓广汉、其侄孙霍山虽然手握大权，却仍被汉宣帝一击而溃，满门尽灭；再如汉顺帝时的辅政大臣梁商死后，其嗣子梁冀继任大将军，专横独断，一手遮天，甚至胆敢鸩杀汉质帝，后来也被汉桓帝联合宦官集团一举铲除，三族俱夷。所以，“权二代”当中能够真正掌权传世并且更上层楼者，堪称凤毛麟角。
而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便是将家族权位持续推升直至登峰造极、别开生面的“权二代”佼佼者。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八月，司马懿在除掉生前最后一个政敌王凌之后，溘然去世。但他留给司马师、司马昭二人的，并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他俩继父掌权之际，外有蜀汉、东吴两大劲敌虎视眈眈，内有曹氏余党伺机而动，可谓危机四伏。在此，司马兄弟着力于整合朝野上下的拥马派势力一致对外，便是当务之急。
可是，面对父亲留下的宿将旧臣之班底，司马兄弟暗自忖度之下，也不免有些忐忑：那些宿将旧臣当中，既有资历深厚的元老派，例如郭淮、王昶、何曾；又有战功卓著的新秀派，例如邓艾、王基、石苞、州泰；还有坐拥豪门的故交派，例如钟毓、钟会、傅嘏、陈泰。他们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能臣，或才高气傲，或居功自负，确是不易顺服也不易驾驭。
然而，司马兄弟采取了明明暗暗一系列的举措，最终还是做到了“内服群臣、外慑吴蜀”，直至开基建业，亡魏成晋。
那么，他俩是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呢？笔者纵观史籍，认为他俩的成功之道有三，缺一不可。
第一是司马兄弟善用扎实的军功战绩来稳固自身的根基。他俩在父亲司马懿逝世时，俱为四十岁左右，正值壮年，加之二人先前有协助司马懿平定曹爽之功，所以朝中的拥马派势力便以他二人为“周武王”“周公旦”，推戴他俩辅政当国。
基于曹爽一党的“乱作为、乱改制”而触怒既得利益集团的前车之鉴，司马师刚执大权，便坚持对内垂拱而治，并不刻意去搅动朝局。《晋书·景帝纪》里写道：
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指司马师）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
但在对外征伐立功方面，司马师却显得十分热衷。他和司马昭都明白：身逢乱世，只有军功在手，才能真正揽权成功。所以，当吴国太傅诸葛恪前来东兴筑城建堤以示进犯之际，司马师急于立威，拒绝了傅嘏“且屯且侵以应东吴”之计，而是传诏命令诸葛诞、胡遵、王昶等将领三道并发，共击吴军。由于诸葛诞是司马氏的姻亲、胡遵是司马懿在关中时的旧部，故而他俩所领的东路军算是司马氏的嫡系部队。司马师为防万无一失，甚至派出司马昭担任监军前去督战。不料，诸葛诞、胡遵二人所领的东路军竟在东兴之战中轻敌失利，导致“三道伐吴”之策完全破产。
司马师不得已，又再令雍州刺史陈泰发兵去讨胡立功，结果反而惊反了雁门、新兴二郡的胡人。这一连串的军事受挫，使司马师的威望几乎降到了冰点。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蜀汉姜维率师数万而围魏之狄道，向魏国发起了挑战。司马师急忙起用司马昭到长安代行“征西将军”之职，和陈泰一道挡退了姜维。然后司马昭留在关中专心致志地扫除姜维临撤之前埋在曹魏西翼的“暗桩”—叛羌之敌。《晋书·文帝纪》里记载：
“会新平羌胡叛，帝（指司马昭）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以功复封新城乡侯。”司马昭取得的这一战绩是令人瞩目的，以至于后来朝臣们向他劝进晋公时还盛赞道：“前者明公（指司马昭）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
司马昭的赫赫战功辉映到庙堂之上，令司马师的政绩也为之增光添彩。他借此完全稳住了司马氏在朝廷上下的至高权位。同时，司马兄弟的分工协作制度就此建立。
内事不决有子元（指司马师），外事难办有子上（指司马昭）。
这也是后来魏少帝曹芳为何要借平乐观阅兵之际暗杀司马昭的缘故。只因司马昭是在外面拱卫司马师稳坐庙堂的“倚天长剑”，不除他则不足以制胜。
接下来，司马兄弟平毌丘俭、灭诸葛诞，一时战功彪炳、声威大振，完全在军界拥有了实打实的决策权和遥控权，可以“居重驭轻”“以内制外”。王昶、邓艾等宿将旧臣自然是乖乖臣服，不敢不逊。这一点，连魏文帝曹丕这个资历更老的“权二代”也是比不上他俩的。曹丕好大喜功而又稍输武略，拥兵数十万伐吴却劳而无功，半途中甚至还遭到敌人狙袭而丢了仪仗。依此而论，他又怎能驾驭得了那些宿将虎臣？又谈何跨山横江、一统八荒？
第二是司马兄弟善用高超的政治手段来笼络臣下之心。在礼贤下士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屈尊降纡、推心置腹，堪与三顾茅庐、爱才如命的刘备并肩。例如，原征南将军王昶是司马懿的得意门生，对司马氏执政亦有暗助之功。司马师掌权之初身为“抚军大将军”，为安抚资历深厚的王昶，便借圣旨给了王昶一顶“征南大将军”的高帽子，让他的职级与自己持平，以此为“尊老敬贤”之意。王昶自是对他这一举动“感恩怀义、奉之终身”。他的儿子王浑、侄儿王沈后来都成了晋朝的开国功臣。
在纳谏采言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屈己从理、来者不拒，堪与从善如流、海纳百川的唐太宗媲美。当毌丘俭之乱爆发时，司马师身负眼疾不便出行，但在王肃的劝说下，依然能够闻警即起、带病南征，丝毫无滞，明快如风。而老将王基在讨伐诸葛诞时，对司马昭的谏言近乎冒犯，甚至在战场上违抗司马昭的谬误之令而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司马昭对他亦是事之如师，毫无芥蒂，并公开剖白道：
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王基之）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
这是何等博大的政治胸怀！王基既受此宽容礼敬之殊遇，又如何不向司马兄弟报以忠勤就兢业之实效？
诸葛诞反，（王）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
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
大将军司马文王（指司马昭）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
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摘自《三国志·魏书·王基传》）
在聚合内外方面，司马兄弟可谓同甘共苦、重情重义，堪与侠气逼人的汉高祖刘邦相仿。当曹髦云龙门之变时，司马昭的心腹贾充迫不得已指使成济刺死了魏帝曹髦。彼时舆情汹汹、满朝哗然，连司马昭平素的至交好友陈泰都逼他交出贾充而杀之以塞天下之公议。但司马昭勇于担当，决不“甩锅”，决不退缩，硬是顶住偌大的压力保住了贾充，并借此向朝野上下展示了自己亡魏成晋的决心。从维护羽翼巩固内部而言，司马昭此举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比起曹操父子将劝进魏公的孤忠之臣董昭迫于舆论压力而“雪藏”十余年来，司马昭维护并重用贾充的做法更容易换来部下的誓死尽忠。
第三是司马兄弟善用严明的法纪之术来整合上下、务实高效。当年司马懿远征辽东，围敌欲攻，时逢霖雨，久下不止，平地水深数尺。诸军行走极为不便，纷纷向司马懿建议移营居安，但司马懿见到围垒尚未竣工，若众将士就此舍劳取逸，则大功难成，于是执意不许，明令诸军敢言徙者必重惩。都督令史张静不顾法令仍来劝言，遂被司马懿当众斩杀，方才稳定了军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这种做法深深影响了司马师、司马昭两兄弟。
司马师执政之初，从事中郎李憙便评论他“以法见绳”，令人“畏法而至”，不敢不从。他征讨毌丘俭时，问计于名士刘陶，发现刘陶答复之际模棱两可，企图在曹、马之间当骑墙派，遂铁腕出击，把刘陶贬官而死。他如此举动，自是欲以严刑重典震慑朝中的中间派而为己所用。
司马昭继兄掌权之后，亦是执法如山、毫不宽待。他出兵扫平诸葛诞时，“将军李广临敌不进，泰山太守常时称疾不出，并斩之以徇”（摘自《晋书·文帝纪》）。在伐蜀的誓师大会上，将军邓敦发出“蜀未可讨”的杂音，司马昭仍是毫不手软地杀之以立威。在他看来，只有以铁的法纪锻炼出来的军队，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他和父亲、兄长一样，坚持“严以正法”，这才使自己的部队可以“长驱越险、所向披靡”，令吴蜀之敌望而生畏。
综上所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就是凭着这三大手法轻松自如地驾驭住了一大批拥马派的宿将旧臣，从而成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承者。而司马氏代魏立晋的雄图霸业，也最终在他俩的手上实现了节节攀升、铸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