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的“姻亲网”及其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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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讲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政治权谋家就是依靠编织各种关系、发展各种关系、利用各种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而姻亲关系，则是他们所有的可资利用之社会关系的“重中之重”。例如，历代皇室通常都要借助以后族、妃族为主的“国戚”来维护统治；而汉末以来的世家大族则必须凭借姻亲关系来增加自身的政治助力。
同样，河内司马氏在以马代曹、亡魏成晋的过程中，极力拓展姻亲范围，编织出一张巨大而坚韧的“关系网”，使自己的政治势力如虎添翼、四通八达，可谓立竿见影、效果显著。在此，笔者对这一问题力作研探，以供引玉赐教。
第一，我们来看司马懿本人的姻亲关系。司马懿的正妻张春华之门户背景不详。她的父亲是粟邑县令，至少应该在庶族之流。河内郡素有以汉桓帝时之司徒张歆为首的张氏一门，堪称郡望，其孙张范、张承俱为著名高士。张春华与他们同为一姓，似也不乏此种可能。这样一来，她的家族倒也和当时的司马氏“门当户对”。不过，张春华并非以知书达礼见长于世，而是以她的刚毅果决之风甚为司马懿所倚重。
宣帝（指司马懿）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指张春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而亲自执爨。帝由是重之。（摘自《晋书·后妃列传》）
世人或许认为张春华行事未免太过冷酷，然而依当时的情势而断，她“舍一婢而护全族”亦有不得已之处，不可深责。且张春华严于内教，为司马懿培养出了司马师、司马昭两个“麟儿”，于司马氏一族实是贡献巨大。她的外侄山涛后来也成为司马氏集团的骨干成员。司马昭甚至将驻在邺城监视曹魏宗室的重任交付于他。
司马懿的妾室伏夫人，出身于汉末的顶级名门—山东伏姓一脉，应是汉献帝正宫皇后伏寿的同宗之亲。伏氏一族与曹操有血海深仇，所以司马懿在曹操生前是绝不敢纳伏夫人为妾的。应该是到了黄初年间，曹丕为安抚汉室遗忠而大力推行“汉魏相融”之政策，这时司马懿才纳了伏氏为妾。他纳取伏氏，更深层次的用意是和朝中潜伏下来的拥汉派势力搭上关系，以备未雨绸缪之用。伏氏一门之中，伏完是汉室帝婿，其妻为汉桓帝长女阳安长公主；其女伏寿是汉室皇后，在汉廷上下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司马懿与伏氏联姻，定会获得曲阜孔氏、颍川荀氏等拥汉派名门望族的暗中追随，成为司马家坚实的政治后盾。
第二，我们再看司马懿嗣子司马师的姻亲关系。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夏侯徽，是魏文帝曹丕“东宫之友”、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女，其母又为曹魏大司马曹真之妹。司马师娶到夏侯徽，自然有助于自己顺风顺水、飞黄腾达。而司马家凭着这一层姻亲关系，至少可以缓冲来自曹魏宗室当权派的疑忌与排挤。所以，司马懿才能在亲家翁夏侯尚死后迅速接掌他生前的征南大将军之全部军权，“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有与夏侯家的这层姻亲关系，司马懿才能顺利突破魏室“非曹氏、夏侯氏不得执掌方面军权”的规制束缚而拿到第一份兵权，否则他只能和陈群一样被困在文官之职上难以抽身。
而夏侯徽本人对司马家的直接和间接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她“雅有识度，帝（指司马师）每有所为，必预筹划”（摘自《晋书·景帝纪》），堪称司马师的贤内助。然而，马、曹之争刚萌初兆，夏侯徽便被司马氏鸩杀。《晋书·后妃列传》里记载：
后（指夏侯徽）知帝（指司马师）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夏侯徽）遂以鸩崩。
有史学家认为青龙年间夏侯氏一族势力不小，司马家是不敢对夏侯徽下此毒手的，所以史书记载有误。笔者却认为，在曹魏青龙年间，夏侯家最大的靠山曹真早已死去，其族中嗣子夏侯玄又深为魏明帝曹叡所不喜[《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记载：“（夏侯玄）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夏侯家的势力日渐衰弱，司马家对他们谈不上有所忌惮。
而且，我们回到“青龙二年（公元234年）”这个时间点上，来看一看当时司马氏与魏廷内外的互动关系：在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八月，司马懿终于耗死了蜀相诸葛亮、挡退了蜀军，大功告成，可谓踌躇满志。司马氏的荣耀在这一年秋冬之际攀上了最高峰。
这时，司马懿的职位为魏室大将军，又拥有“假黄钺”之重权，若再加上此番退蜀之功，应当是丞相、郡公一流的重赏才行。然而，司马懿从内廷的“暗线”那里探得的消息竟然是：魏明帝曹叡准备将自己从大将军职务上挪开，迁为虚位无权的太尉（太尉的官级低于大将军），一步一步使自己淡出军界，使司马氏的势力在关中渐渐削弱。（《资治通鉴》记载：“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曹叡的这番举措，在司马家看来，实属忘恩负义。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肯定也会为之愤愤不平，并一时控制不住，可能在夏侯徽眼前泄漏了出来。夏侯徽没料到司马懿父子竟是这般表里不一的臣子，自然也就为魏室的安危存亡而忧虑不已。
司马懿父子察觉她的异样后，为了维护司马氏表面上为魏廷“尽忠不贰”的政治形象，只得暗暗将她灭口除掉。这，也许才是夏侯徽之死的真相。夏侯徽的死去，一方面令司马家从此缺少了一部分政治助力，再也不能缓冲与魏室宗亲当权派的关系，导致司马师后来在“浮华太和案”中被波及受贬；另一方面又使司马家就此斩断了牵绊，可以放开手脚筹划代魏大计了。
司马师的第二任妻子吴氏，是魏文帝曹丕“东宫四友”之振威将军吴质的女儿。吴质在朝中是司马懿的坚定同盟派，他曾向曹叡称赞司马懿“忠智至公”，乃“社稷之臣”也。但他又指责尚书令陈群“非国相之才，处重任而不亲事”，还公开羞辱过曹真和董昭，得罪了不少高官显贵。所以，吴质死后，竟被朝廷赐谥为“丑侯”。谥法有云：“怙威肆行曰丑。”可见，那些反吴人士对他的贬损实在厉害。司马师自然不好再因娶嫁吴氏而冒犯那些反吴恨吴的豪门权贵，遂与她离婚。不过，二十年后，司马师独掌大权时，还是给自己这位曾经的岳父吴质平了反，改谥他为“威侯”，表达了自己与吴氏那场婚姻“始好不终”的歉意。吴质的儿子吴应也得到司马氏政权的另眼相待，在易魏入晋后官居尚书。
司马师的第三任妻子羊徽瑜，是典型的世家名媛。她背后的泰山郡羊氏一族乃是连出九世二千石之高官的豪门，其外祖父为汉末著名高士蔡邕，其后母为大名士孔融之女，具有深厚之极的文化背景。司马师利用羊氏一族的广泛影响力，可以在儒林清流中左右逢源、求名得名。而羊徽瑜的胞弟羊祜“博学善属文”，“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誉流域外、德服江表，后为司马氏拟定灭吴大计，堪称旷世逸才。羊祜之堂弟羊琇、羊瑾，均为司马氏麾下之能臣，替司马氏立有汗马功劳。
第三，司马师的二弟司马昭之正妻王元姬，亦是出自儒家高第。她本人聪慧明敏，“苟有文义，目所一见，必贯于心”（摘自《晋书·后妃列传》），对司马氏集团多有襄助。
她的祖父王朗，位居司徒，“高才博雅”，素为儒林之冠。她的父亲王肃足智多谋，实系司马氏之“智囊”，在平定毌丘俭之乱、辅助司马昭上位等各种关键时刻多次佐弼司马氏转危为安。司马氏为了回报他，甚至将“中领军”这样重要的职位交付给他。而且，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事变后，王肃职为太常，第一个站出来主持拥戴司马懿为丞相，礼仪一如霍光之故典。这对拥马派势力起到了重大的引领作用。
时钟会以才能见任，后（指王元姬）每言于帝曰：“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会后果反。（摘自《晋书·后妃列传》）
另外，在魏明帝年间，司马氏通过王朗的三公辟举之权，收揽到了一大批精英人才。《晋书·郑袤传》记载：
司空王朗辟（郑袤）为掾，（郑）袤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朗皆命之，后咸至大位，有重名。
这里面的郑袤、鲁芝、王基，后来全成了司马氏集团的骨干之臣。
第四，司马懿第三子司马干的正妻是满氏，系曹魏名将满宠的女儿。司马懿的五子司马伷之正妻是诸葛氏，为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女儿。原本司马氏的军权根基之地在于关中的雍、凉二州和南翼的荆、豫二州；而东翼的徐、扬二州一直是游离于司马氏的掌控之外的。司马氏和主军淮南的满宠、诸葛诞双双结亲联姻，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司马家就是意图借助他俩在东翼的军界影响力为自己的代魏大业“保驾护航”。
第五，司马懿的长女南阳公主嫁给了荀彧的孙子荀霬、次女高陆公主嫁给了杜畿的孙子杜预。荀彧为汉末一代儒宗，又是颍川系世族集团的首领；杜畿为汉宣帝时与霍光同朝辅政的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后裔，家学渊源深厚，是清流事功派的杰出人物。司马懿与他们结为秦晋之好，显然是希望汲取他们背后之势力集团的政治能量为自己所用。而杜预，确实在后来积极参与了晋朝的伐吴之役，并取得了辉煌战果。
综上所述，司马懿父子所构建的“姻亲网”，充分实现了曹魏内部各方势力集团的交融平衡，周密而又坚实；往远而观，有京兆杜氏、山东伏氏、颍川荀氏、泰山羊氏等久远世族；揽近而察，有昌邑满氏、琅琊诸葛氏、河内张氏等新兴名门；以文而论，有山东伏氏、东海王氏等儒林高第；以武而论，有沛郡夏侯氏、琅琊诸葛氏等将苑源流。司马氏对他们“博采广纳”“唯才所宜”，利用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势力集团，共同拱起了司马家代魏而立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