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隗、袁绍叔侄时期之“鹰扬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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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末年，天下动荡，风云际会，正是历史的大转折关头：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勃然而兴，激烈地冲击着汉室的权力格局。汝南袁氏凭借“累叶台辅”之资，也想在这一池浑水中大有所为。
然而，袁隗、袁逢兄弟个性阴柔、行事持重，同时却缺乏魄力和锐气。他们只是善于幕后谋划，却难以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
而这个“继往开来”的家族使命，就落到了袁绍、袁术两兄弟肩上。他俩同为袁逢之子，而其母各异，袁绍又出继给其伯父袁成为嗣。所以，袁绍和袁术的关系又显得十分微妙，既竞争又合作，既联合又疏离。
《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
（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辎軿柴毂，填接街陌。
《后汉书·袁术列传》又写道：
（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
这说明袁绍、袁术兄弟少年时起便广为交际，呼朋引伴，积累人脉。他俩是汝南袁氏一族培养出来的“屠龙之剑”，锋芒闪耀，只为伺机出动。
也许，袁隗、袁逢兄弟的野心只是依附大权而永保三公。但袁绍、袁术兄弟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俩的野心应该是“操控皇权、化家为国”。首先，以袁绍、袁术之好高自负，已然看出三公之位是无法永保的。汉室的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也具有人事辟召之权，而其实就是汉帝施政不力时抛出来的“替罪羊”，时常会因所谓的“天灾异象”而就地策免。袁绍、袁术显然是不会满足于这种流动性权位的。夺得大将军之权或重设丞相之职而自居，是他俩的着手点。这也是他俩迈越袁隗、袁逢的地方。
其次，汝南袁氏的家传之学是《易经》。他们善于从易理谶纬之道中寻找并形成自己一族“以袁代汉、化家为国”的理论依据，即“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袁绍、袁术都以这套理论为立业之本，并信而行之，与汉室离心离德，时刻谋求取而代之。
基于此，袁绍、袁术兄弟才会在夺权之路上比袁隗等父辈走得更远。
实际上，汝南袁隗和袁绍、袁术叔侄咄咄逼人的竞夺之势，连他们族中的明智之士都看不下去了。袁绍、袁术的族兄袁闳就明确指出：
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这从侧面证明，袁隗、袁绍、袁术之所作所为确是在“与乱世争权”“欲逐鹿中原”。而所谓的“竞为骄奢”，其实是袁绍、袁术的招揽士庶之策：他俩若不挥金如土、分享于众，又如何能使那些宾客、士人“争赴其庭”呢？袁闳所指的“晋之三郤”，即郤锜、郤犨、郤至叔侄三人，为春秋时期晋国豪强之士，跻身四军八卿之列，其权可以废主立威。很显然，袁闳用郤锜、郤犨、郤至叔侄三人，实际上暗喻的就是袁隗、袁绍、袁术叔侄三人。
汝南袁氏的政敌也察觉到了袁绍、袁术兄弟的种种异动。《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
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老谋深算的袁隗听到这些风声后，急忙要求袁绍兄弟不可高调张扬，以免过早暴露袁氏“与乱世争权”的野心。
袁绍年轻气锐，对袁隗的劝诫不以为意。当然，他这个时候确实是有坚实底气的：他已攀附上了大将军、国舅爷何进这棵“参天大树”，无须太过忌惮宦官集团。《后汉书·袁绍列传》记载：“（袁绍）后辟大将军何进掾。”在何进这个军界大佬的扶持下，他很快做到了虎贲中郎将。
“黄巾之乱”是汝南袁氏夺权征途上的一个关键点。随着“党锢之士”纷纷解禁出仕，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势力急速膨胀，已然跃居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之上。袁隗、袁绍叔侄为了“洗白”自家一族勾结宦官的“污点”，于是举起“清君侧、除阉宦”的旗号来收揽士人之心。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隗以司徒府之名义曾经敦促颍川系大名士陈寔入仕，还营救下了被宦官诬陷入狱的太原王允。他们种种施为，终于立竿见影：袁隗在另一位名流领袖杨赐死后，成了汉末名门世族集团“硕果仅存”的大佬，高踞于“万夫之望”的地位。袁绍、袁术兄弟则在前边为他“攻城掠地”、纵横朝野。
但袁隗、袁绍叔侄三人在这时节都有一个大大的失算之处。此刻“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下诏令各州郡可以自行招兵平乱，造成地方性割据势力从此崛起，尤以西凉武人集团最为显著。而汝南袁氏本该借机调整方略，派袁术或袁绍出任方镇、待时而动。但他们却漠然置之，扎堆儿似的留在京都里只想操控皇权。所以，到了后来他们在“十常侍之变”中急需用兵之际，却无一名宗亲子弟手握地方性兵权，反要呼召董卓入京相助，终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袁隗、袁绍叔侄在交好以何进兄弟为首的外戚集团之后，利用何进兄弟意图由庶族而改换门庭、晋身名流世家的根本需求，说动他们效仿当年的窦武去“清君侧、除阉宦”，以消灭名门世族集团之最大政敌—宦官集团。而袁绍兄弟给予何进兄弟最大的理由便是：铲除了宦官集团，何氏外戚集团就能如同当年的梁冀一族，在庙堂之上可以毫无掣肘地作威作福、呼风唤雨。
何进听信了袁绍兄弟的建议，“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袁）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摘自《后汉书·何进列传》）。
宦官集团乃是东汉皇权的政治“黑手套”，同时也是东汉皇权的最佳维护者。他们并不缺乏政治智慧，而袁绍兄弟“爱士养名、暗植势力”的举动也早就被宦官集团中的反袁者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袁绍兄弟后来操控何进“清君侧，除阉宦”的幕后意图亦被宦官们洞察并转告给何太后：“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宦官们明面上指的是“大将军何进”，其实暗指的还有何进身后的谋主袁绍兄弟。
袁绍兄弟代表中原名门世族集团要把宦官集团连根拔除，就是在为自己今后架空皇权而扫清障碍。他们意图先联合何进兄弟铲除宦官集团以赢得大名大利，再又联合名门世族集团打压外戚集团，最后达成自家汝南袁氏“一手遮天、独揽朝纲”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是汝南袁氏高层最为机密的阴谋方略，外人自是无从得知。所以，曹操在听闻袁绍劝说何进借助外兵尽诛宦官的建议后，不禁哂笑而道：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摘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其实，曹操之讥笑，也确有几分笑错了：袁绍兄弟尽灭宦官之举确是另有深意，只不过他俩点燃了这一场大乱，却是“能放火而不能收火”，终至玩火自伤。
东汉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暴崩，何进与袁隗同受遗诏而为顾命辅政大臣，共录尚书事。何氏外戚集团与以汝南袁氏为首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终于结成了同盟，对以张让、赵忠等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形成了压倒性优势。从表象上看，一切正朝着袁隗、袁绍叔侄谋划的方略顺利进行。
不料，在最后关头，何进因其妹何太后的强烈反对而变得束手束脚起来。袁绍再一次强烈建议他外召各地州郡豪强带兵进京以“清君侧、除阉宦”的名义倒逼何太后下旨尽灭宦官。
何进在袁隗及其背后名门世族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请旨封袁绍为司隶校尉、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王允为河南尹，控制了京畿内外，“专命击断”，全权负责铲除宦党之事宜。
而袁绍在召集外兵入京的权衡思虑之中，选定了袁隗府署的故吏、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前来相助。董卓当时已是西凉武人集团的首领之一，在朝野间颇具威名。袁绍认为借重他的强大兵力，可以有助于自己“除阉宦、谋大权”的计划彻底达成。
但是，他识人辨人的眼光确实不够精准。连与他同为何进幕府谋士的郑泰都看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将恣凶欲，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而袁绍却不以为意。果然，董卓带兵入京之后，来了个“反客为主”，利用军事实力上的相对优势，挟持了汉帝，压制了袁隗、袁绍、杨彪、王允等各大名士卿相，打破了袁氏家族的全盘谋划，令袁隗、袁绍叔侄追悔莫及。
其实，“十常侍之变”时，顾命首辅大臣何进被狙杀，那么袁隗作为顾命次辅大臣就应该在袁绍、袁术兄弟的拱卫下站到明处，一呼百应以对付阉党。而且，大事将起，袁家的正确谋划应该是这样：由袁隗、袁绍带军去疾追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不能让宦官或其他势力集团乘隙挟持了皇权；由袁术带兵留守在后，扫除宦官余党并收揽何氏余众。
但在现实中，袁隗、袁绍、袁术反而是本末倒置、昏头昏脑地扎堆在一处对宦官们进行斩尽杀绝！反而把“挟天子以令群臣”这个核心要务甩到了脑后不顾不问！这在政治斗争中是大大的失策。
果然，董卓抢先一步赶到北芒山，将刘辩、刘协控制在了掌中，袁隗、袁绍叔侄失了先机，从此处处受制。汝南袁氏操控皇权、化家为国之大略，就这样败坏在了最后一步“棋招”之上。
而董卓“废帝立新”更是“釜底抽薪”的一记狠招。届时，连新皇帝都是董卓一手拥立的，袁隗虽然贵为太傅，有托孤辅政之权，也无法再与董卓的赫赫权势相抗衡！更何况袁隗的辅政之责的对象是原少帝刘辩，而非新帝刘协。袁隗本人作为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就这样被董卓逼到了无名无分、缺权少势的地步！
这也是袁绍、袁术为何要遁出洛阳潜往关东联合各路州郡兵马发动勤王之役的关键。因为，汝南袁氏在京都“十常侍之变”中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只有跳出局外另起异军，方能转败为胜。
可是，他们还有彻底“咸鱼翻身”的那一天吗？
笔者相信：袁绍在遁出洛阳城之际，胸中还是底气十足的—和他同行赴难的，内有荀谌、许攸、辛评、郭图等一大批才略卓异的豫州系名士。只要有英才追随，汝南袁氏终会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