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南袁氏之“袅袅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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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之春，袁绍、袁术兄弟终于联合了十余路诸侯大军前来讨伐董卓。董卓也撕破脸皮，不顾故旧之谊，屠杀了原座主袁隗等满门老小以震慑异己之士。袁隗深谋一世，却被自己的故吏董卓反噬，可笑可叹。
但董卓对袁绍兄弟组建的讨董联军还是颇为忌惮的，最后被迫迁都长安以避其锋芒。
然而，就在此时，袁绍、袁术二人却“心怀异图”，把国仇家恨都抛之脑后，根本不思报汉复仇，反而带头在关东一域争权夺地、自立门户：袁绍巧取冀州，强占幽州，揽有河北数千里江山，直逼汉室而欲代之；袁术坐拥淮南，遥控江东，兵精粮足，直至自称“代汉之当涂高”而改旗易帜。然而他俩先后都被曹操联合荀彧等拥汉派世族集团一举荡灭。
汝南袁氏“奋其私智、以黄代赤、化家为国”之野望，至此完全化为“南柯一梦”。
《孟子·告子章句上》写道：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这诚然是对汝南袁氏一族入木三分的定论之言，历久而弥彰。
袁绍的门户集团及官渡战败缘由之浅探
在汉末前三国时期，袁绍是一个罕见的“幸运儿”。他凭借着自己“四世公侯”的家世背景，从韩馥的手中兵不血刃地赚取了当时天下的第一大州—冀州。然后，又在与幽州军阀公孙瓒的数年战争中获得了最后胜利，一举跃升为实至名归的中原霸主。其声威达到巍峰之际，连刘备代领徐州这样的事情，当时以麋竺、陈登为首的徐州官僚们都还要向远在邺城的袁绍联名禀告以求得他的认可。
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袁绍以坐拥河北全境、统兵数十万的雄厚之资，结果竟似一颗巨大的流星，在东汉末年的天幕上只是一掠而过，落了个身败族灭的下场，岂不令人深思？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袁绍的门户背景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他的依托来自汉末第一流的世族名门，所以他就是汉末世族豪门的政治代言人。而曹操的门户背景是寒门庶族出身，他则是汉末寒门庶族的政治代行者。而在官渡一战，袁绍和他幕后的世族集团竟被曹操一举击溃，世族集团从此陷入了长期的蛰伏阶段，一直到数十年后才在河内司马氏的引领下实现复兴，并推翻了以庶族背景立国的曹魏。
我认为，陈寅恪大师的论史一向以深刻精到而著称，但在袁绍的门户集团和官渡之战的这段论述中，却显得不尽不实，其结论也站不住脚。
首先，单从袁绍的个人情况来看，《三国志·魏书·袁绍传》里是这样描绘他的：“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他自己的社交圈也是“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从这些文字分析，袁绍本人确系世族名士而无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汉末世族名门的政治代言人。
如果他是汉末世族名门的政治代言人，那么像曲阜孔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东海王氏等天下第一流的世族名门为何都站到了曹操的身边与他坚决对抗呢？我们都知道，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所拥有的最大助力就来自幕后的荀氏一族。而荀氏素为儒宗荀子之后裔，是正牌儒家名门。他们居然力挺身为庶族的曹操，而力抗身为世族的袁绍，这不正说明袁绍在他们心目中并非“同路人”？袁绍又哪里能代表得了他们的政治呼声？
我们继续深挖下去，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汉末世族名门的主流共识是“拥汉匡复、重铸太平”。且不说曲阜孔氏、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东海王氏等世族名门都是一直聚于许都，拱卫在汉献帝刘协的身旁，便是远在江东的张昭、隔在荆州的韩嵩、居于河北的崔琰等各地名士代表，实际上也是明明暗暗地认可和支持汉室正统的。所以，我们又要回到颍川荀氏的这个例子上来：当年，颍川荀氏的掌门人荀彧曾到邺城面见过袁绍，也曾被袁绍奉为上宾，但他还是决然弃之而去—因为，他俩的政治取向终究是截然不同的，荀彧和他幕后的世族集团是“拥汉匡复”，而袁绍则企图代汉自立。
在三国早期阶段，任何公然违背“拥汉匡复、重铸太平”这一主流共识的势力集团都会被天下各方群起而攻之，远例之如西凉董卓，近例之如汝南袁术。鉴于此，袁绍对外遮遮掩掩，在明面上也不得已接受了许都汉献帝所赐的“大将军”封号。然而，即使是在袁绍自己旗下的集团内部，他都无法挑战汉室正统的名义。他身边最忠诚、最得力的心腹谋士们，如沮授、田丰、崔琰等都不支持他明目张胆地“跋扈专权，代汉自雄”。
有一次，袁绍甚至指使自己的主簿耿苞放出“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的风声来试探自己部下文武诸士的反应，结果竟是“议者咸以（耿）苞为妖妄宜诛”（摘自《三国志》）！逼得袁绍不得不当众斩杀耿苞来自证清白。
同时，一个“咸”字，说明“拥汉匡复”的政治呼声在河北世族集团里是何等的广泛，而袁绍在河北世族集团里企图实现“代汉自雄”又是何等的孤立！
当初，袁绍入主冀州之时，河北第一名士沮授称赞他是“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摘自《三国志》），几乎完全是站在“拥汉匡复”的立场和视角来评价袁绍的。这段话也成了一部分河北世族名士强加在袁绍身上的“形象定位”—他必须是“拥汉忠臣”，才值得他们为之奔走效力。而袁绍在早期也利用了这种“形象定位”来拉拢世族名士。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弃汉不顾、他的拥兵自重、他的废长立幼、他的桀骜犯上，都与伏膺儒教、忠于汉室的世族名门渐行渐远。表面上他看似笼络到一批世族名士，实质上他根本得不到世族名士的衷心拥戴。即使是沮授，他一向倚重有加的心腹智慧，也是因为其“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被袁绍扣为人质而不得不为他效力的。
在官渡之战前夕，袁绍终于彻底撕下了“伪忠汉室”的面具，也彻底暴露了“篡汉自立”的野心。然而，他举目四顾，却是众叛亲离、人人疏远的局面；以“拥汉匡复”为主流共识的汉末世族名门几乎全都抛弃了他。甚至，他寄望于腹背夹击曹操的同盟刘表，也龟缩在荆襄之地，连一兵一卒都不敢发往许都！而他身边的沮授、田丰等名士更是毫不隐讳地指出他此番举兵南向许都完全是不义之行，难以获胜。沮授便讲得十分明白：
以曹兖州（指曹操）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瓒，众实疲弊，而将骄主忲，军之破败，在此举也。
果然，袁绍虽有数十万精兵和冀州全境的物资后盾，在官渡一战之中，在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却似雪崩般一夕之间一败涂地，从此之后再也没有缓过气来，很快就湮灭在了历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