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德行为
《顿悟时刻：深度察觉自我发展》什么是道德行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关于生命时间的主要著作中，尤金·闵可夫斯基对道德行为进行了微妙的现象学分析。[228]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实现它的潜力。然而，闵可夫斯基告诉我们，“这只是过眼云烟，短暂而又特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否认它的存在”。[229]一个人可能会被教育成诚实、勤劳、善良的人，因此，他会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试图展示这些个人美德和天赋。但是，道德行为不受使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一套教育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教化性努力和有意识的约束。诚然，道德行为可能偶尔看起来是一种美德的表现。但即便如此，它的实现也是出乎意料的，可以说是偶然的，与人的道德构成无关。这个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敌人；可以是值得信赖的同事，也可以是可疑的陌生人；可以是仁慈的典范，也可以是被定罪的犯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以惊讶和愉快的心情看待他们出乎意料的行为，以及其中深刻的人性表现，并将这一行为的形象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遇到有说服力和哀伤的例子更令人信服和有表现力的了。它们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难以定义的人类品质和行动时刻的奇特之处。它们并不总是强调令人钦佩的英勇事迹，在我看来，道德行为并不总是暗示着牺牲。发生在一个不起眼的环境中的一次不可预见的际遇，可能会促使道德行为突然地实现，并给受助者和他们灰色的环境带来短暂的光芒。在一战期间的祖里奇，年轻的伊莱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和母亲一起在街上散步。他们遇到了一群身受重伤、拄着拐杖走路的法国士兵。他们都在瑞士疗养。突然又出现了一群德国士兵，他们也行动缓慢，其中几人还拄着拐杖。缓缓行走的士兵们没有仇恨、怨恨或愤怒，而是以平静、和蔼可亲的态度面对各自的敌人。当两群人走近时，一名法国士兵高举拐杖向德国人喊道：“你好。”一位德国人听到了这句话，转过身来，挥舞着拐杖，用法语回敬道：“你好。”卡内蒂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母亲，她在颤抖和哭泣。[230]这句问候——只是被重复了两遍的一个简单的词——并没有结束战争，也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仍在战场上继续进行着难以想象的互相屠杀。一些士兵可能永远无法痊愈伤痛，甚至落下终身残疾。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这场不同寻常而令人费解的相遇不屑一顾。然而，意料之外的问候和举起拐杖的动作，以及这些大度的姿态所体现出的希望，没有被淡忘，这一短暂的时刻揭示了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向善的倾向。我们这些回忆录的读者，以及这一事件的主角和观众，认为这种倾向是崇高的，高于自我的，但同时也是容易接近的，简单而直接的。这一令人震惊的行动仍然作为一种可能性活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
士兵相遇之时的关系与过去有关的一切——战斗、杀戮、死亡——在短时间内变得无关紧要。在道德行为中，对过去经历的记忆并不占上风，即使它仍然存在。然而，过去并不会因为遗忘而被抹去，因为士兵们的现状显然表明了他们在不久前受伤的痛苦经历。这种过去体现在不言而喻的意识中，体现在对“不能上战场战斗”的痛苦中。士兵们走的每一步都与过去带来的沉重负担息息相关。他们通过自己有缺陷的身体和遮盖身体的制服来面对旁观者和此时的敌对者。然而，问候的行为暂时阻止了报复或仇恨的表达，因此出人意料地创造了一种和平与解脱的气氛。这一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过去敌意的消失，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自发地拒绝了过去遗留下来的负面冲动。在遇到敌人的那一刻，士兵们能够放弃这些消极的冲动，转而支持当下涌现的和平与和解的价值观。因此，道德行为不一定会改变一个人，也不会消除冲突、敌意和怨恨——这些都是人类生活中的持久因素。它体现了一种基本的人类自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核心。[231]
卡内蒂母亲的哭泣可能是因为她对士兵们伤残的状况感到悲伤，也可能是因为她对他们出乎意料的短暂和解而感动。士兵们团结一致，并相互认可对方的尊严和痛苦处境。就托尔斯泰而言，他指的是布雷哈诺夫的眼泪，以及他的“快乐状态”。事实上，道德行为带来的是一种高尚的感觉和理智上的愉悦。但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获得舒适的满足感而完成道德行为。愉悦的感觉与一个人用精于算计的头脑展开阴谋来达到的一种自我诱导的狂喜状态无关。闵可夫斯基将快乐和喜悦的感觉与自由意识联系在一起：它伴随着超越一切敌意、所有不情愿和琐事的能力，超越日常生活中一切平淡无奇甚至是功能性的事物的能力，并且不受任何约束。这是一个定义生命的时刻：它帮助一个人在参与“世界上最伟大和最珍贵的事物”的同时，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设想他的整个人生。也许蒂邦说得对，“一个人的品质是通过他偶尔脱离引力的罕见瞬间来衡量的”。[232]这种美妙的自由感并不存在于任何肯定自由意志和捍卫决定论之间的抽象辩论之外。由于它与人类本身潜在的理想相联系，因此我们能够体验和享受其无可置疑的具体性。这种理想就是闵可夫斯基所说的“成为完全的人”，采取超越“构成生命物质性的利益”的行事方式。人并非等同于哲学人类学和其他学科描述和考察的许多文化和生理特征。人就是向善的无条件冲动，在实施能够引发升华感、成就感和满足感的意料之外的自发行为时变得有形。[233]
我们不能将道德行为置于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面临的道德问题的层面上，我们会试图通过仔细考虑动机、环境、规则和可能的结果，以及在我们眼中的善与恶之间做决定来解决一个问题。道德行为也不是从我们日常的现实世界中对痛苦的逃避，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通常会犹豫不决、算计和妥协。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道德行为并不寻求过去的行动和现在的决定之间的一致性。当一个人违背了所有的经历和期望，选择放弃报复他的同类——一个曾经想杀他人的机会，他和解的话“就会像爆炸一样爆发出来”。[234]如果我们试图衡量这一行为的具体条件和预期后果，并试图为其实现而感到自豪，就有可能抹杀这一行为的伟大之处。那个卖手表的可疑陌生人并不会试图去分析他不收钱的理由。他没有考虑自己所做反应的影响：他没有权衡两种可能性的价值，并从中选择一种。在没有对自身反应进行分析的情况下，他自发地拒绝了对方的酬谢，他的拒绝依赖于一种超出个人能力的“内在力量”。毫无疑问，这就是蒂邦适时提起“西班牙灵魂”的原因，这超越了任何个人特征和天赋。
渴望找到解释的道德哲学家和睿智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完成道德行为时，很可能倾向于确认采取某种方式行动的原因。他们不相信以自发性概念为中心的说法；当下这一时刻尽管具有种种新颖和令人惊奇的方面，却似乎与从前一样，同过去以及将来隔绝了。他们在分析、拆解和重组一项行为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这些感想也带有这种性质——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它，没有抓住它的主要特征和特殊的细微差别。它的全部丰富性和意义在纯粹的当下为一种特殊行为的有形存在，在没有经过任何权衡或现实意图的情况下完成。
这一存在是什么？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在向我们讲述他想跟警卫借烟，并乐于与他相视而笑的经历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那个微笑拯救了我……它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又都改变了。散落着文件的桌子、油灯和墙壁都变得充满生机。从那个地下室里的每一件毫无生气的物品身上流露出来的无聊，魔法般地变得轻盈起来。似乎一股看不见的血流又开始流动起来，把同一个身体里的所有部分连接起来，让它们恢复了意义。这些人也没有走动，但是，一分钟前他们与我的距离似乎比一个古老的物种还远，现在他们却变成现代生命了。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存在感。那就是：存在的意义。我感受到了一种联系。[235]
在这种由警卫的微笑建立起来的温暖气氛中，作者看到的物品变得栩栩如生，就像公园里的秋千在孩子们走近时变得栩栩如生一样。秋千好像在告诉他们：过来坐在我身上，然后上下摇摆。同样地，桌子、报纸和台灯也有了生动的形象，有了直接而强烈的光芒，有了几乎可以感觉到的“自我给予”和存在。这些客体和警卫的存在让人感觉就好像他们把自己献给了感知的主体；在这一刻，他们似乎只存在于作者眼中。在感知单个物体的同时，作者也注意到了自身知觉的增强。微笑的交流在作者和客体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关系，它们存在于一个不受约束的当下，存在于作者对一种非凡的感知客体的新方式的意识中。
警卫和囚犯相视而笑，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发生在当下，指向两个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存在好像是一种礼物：通过交换微笑，警卫把自己献给了作家；反过来，作家也把自己献给了警卫。这种互动的前提是愿意向他人敞开心扉，并暂时无条件地接受他人。我们也可以用真诚对话的形式将类似的存在献给另一个人，在此期间，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寻求澄清和理解的行为变成了自我奉献的有形表达，同时也尊重对方坚持己见的自由。
更为隐蔽的是，有时互相偷偷瞥对方可能会传达出一种未言明的爱意。当两个人都在一瞥中献出自己，并创造一种独特的交流时，他们都自由而有意识地决定了他们想要创造的亲密程度。然而这些“谨慎的奇迹”经历中存在一些客观的东西。同情或爱的强烈表达来自内心，无须任何准备和实践，也与已经达到的道德立场无关。
在与这个内在源头的意外接触以及随后的行为表达中，我们认识到了自发性的一些特征。道德行为是自发进行的，没有算计，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功利性考量。它们的伟大在于其自身，在于其动态的、直接的表现，而非某种实际的原因。道德行为的完成是轻而易举的，显然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正如我在这本书前面指出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绕过所有的论点和理由，通过利用我们身体的“动态生命”，立即采取行动。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直接、迅速和简单的答案。我们自发地向某人伸出援助之手，或者欣然露出真诚的微笑，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行动的初衷和目的：与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怀有的向善的倾向接触，以及对我们面对的其他人的仁慈敞开。[236]
我们所说的道德行为，是指一个人在不抱有任何获得奖励或满足的动机下，自发地做了一些在某种情况下看起来最利他的事情。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道德行为也可以通过不采取行动和不对自己的消极被动做出解释来实现：保持沉默，拒绝不应得的认可，或者不顾压力不参与某种行为。在对西班牙内战的回忆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讲述了他在前线作战时发生的一件事。奥威尔看到一个人从敌人的战壕里跳出来，双手提着裤子，半裸着奔跑，立即克制住没有开枪：“我没有开枪的部分原因是他正提着裤子，而我来这里是要向‘法西斯’开枪的；但是，一个提着裤子的人不是‘法西斯’，他显然是我的同类，我不想向他开枪。”[237]
在上面提到的情境中，行动或不行动，都是由内在冲动推动的。奥威尔和其他人一样，在对一个人的言语、动作、面部表情或存在做出反应，而他更深层地认识到了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像奥威尔这样的人，他们依靠内心对看似正确和合适之事的感觉，即对正确行为形式的敏感，知道在特殊情况下和在缺乏一般原则的情况下该做什么。当人们瞬间认识到敌人也是同类的本质，且不抱有将他们简化为一个职能、头衔或角色的认知时，这种特别的敏感就起作用了。他们能够重新获得一种感性的纯真，而由于固有的偏见、僵化的观念或纯粹的懒惰，许多人往往会失去这种纯真。在他们眼里，这个人不再是敌军士兵，不再是仆人，不再是钱包鼓鼓的富人，也不再是“法西斯”主义者——人们很容易地用冷漠和轻蔑的心态，用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强烈谴责的“抽象精神”，或者用让-弗朗克·雷维尔（Jean-Francçois Revel）精准描述的势利主义态度来看待所有的一切。在完成道德行为的那一刻，任何抽象的概念或单一的标准（财富、权力和头衔）都无法阻碍对人们的感知和对他们的自发姿态。[238]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在日常生活中暂时回归感性的纯真是有困难的。因为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发生在现实环境中，并服从于现实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它是有选择性的，必然与他人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道德行为不依赖于以前接受的教育，也不能分解为准备和执行阶段。我们无法调查和选择感知他人的模式。他人展现的是其内在价值和直接的完整性。我们会看到一个具体的个体，带有不可分割性，超越了其孤立的方面和功能；我们把他人视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这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形容友谊的表述，我们在此引用它是为了强调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与仁慈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