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惯性生活的动机和条件
《顿悟时刻：深度察觉自我发展》摆脱惯性生活的动机和条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是什么促使人们离开他们习惯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地方？是什么激发并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使他们与惯常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把他们从自己的社群中连根拔起？是什么驱使人们经历一个重新定位的激烈时刻，将他们的整个存在引向不同的信仰或新的生活指导原则？
有许多不同的动机和诉求，促使人们摆脱过去的支配，设想一种新的生活习惯。这里不可能一一提及。人们彻底脱离环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感到不满。现实中令人不满的生活条件、教育机会、社会观念或亲密关系都可能会促使他们决定离开。上述种种可能之所以会持续存在，可能是因为它们所施加的各种限制以及它们所引发的行为的一致性。显然，在一个地方缺乏足够的食物、适当的住房或现有的工作机会，是离开的强烈动机。或者同样的沉闷环境可能会带来单调的生活方式，没有新的挑战，也没有主动和冒险的空间。无数的年轻男女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更令人兴奋的生活，离开了他们出生的环境。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日复一日，在同样的时间、社会和工作环境中进行着同样的活动，或者在农场或工厂里进行的工作太统一，太机械，不能引发欲望或主动性。它缺乏新奇和冒险的外部刺激，无法打破日常生活的单调，无法引起强烈的感情和新鲜的、富有想象力的渴望。在这种单调的环境下，一个人的精神会因没有新的未来可能性而逐渐崩溃和陷入绝望。
克尔凯郭尔在分析绝望的形式及其具体原因时，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具体的、能引起共鸣的身体体验。他将人格定义为未来可能性和过去必然性的综合体，并将其在时间上的持续存在比作“呼吸，即吸入和呼出”。呼吸的行为发生在当下，通过行动，特定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现实最终变成生活的必需品。对于因缺氧而窒息的人来说，帮助他苏醒过来的有效药物显然是大量的氧气。可能性对整个人的意义就像氧气对人体呼吸系统的意义一样。[60]通过这幅生动的图画，克尔凯郭尔让我们注意到人类存在的时间性这一人类学的基本真理：如果剥夺了未来所有的可能性，人类的生活是无法忍受的。当个人再也无法保持或形成人际联系，或者当他们经历了与环境的完全隔离和疏远，每天都更加死寂时，似乎放弃一种被剥夺了所有可能性的生活几乎是必然的。但是，从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中挣脱出来的行为，是一个人试图恢复生活中其他不同可能性的最后尝试。无论这些可能性多么模糊，微弱的闪光都可能会激发一个足够勇敢的人开始新的生活，在做出决定的时刻，接受新的方向和目标。
无聊是一种绝望的形式，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体验时间。当我们感到无聊时，时间的进程似乎会减慢或停滞不前：未来不再引入新的目标，过去不再带来足以推动我们走向激动人心的前方。正因为如此，时间——连同它贫瘠而封闭的未来、陈腐而无关紧要的过去和沉闷的现在——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一段无聊的时间看起来乏味而毫无意义，我们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缓慢且持续的时间，使得周围的事物无法吸引我们，而我们渴望遇到令人鼓舞之物的愿望也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无聊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环境中遇到的东西。当单调的风景或平静的大海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好奇心时，陆地的千篇一律和水的静止把我们带回了一种感到空虚和静止的时间，此时旅行就是无聊的。但是，我们内在的丰满能力赋予我们世界的元素以意义和生命力，并预示着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变化的未来；另一方面，当我们被冷漠、厌世和烦躁所困扰时，我们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沉闷而乏味，仿佛未来空手而来。[61]
当周围荒凉的环境让我们重新意识到空虚的时间时，我们又把自己带回了空虚的不安当中。但是，我们内心的空虚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们的想象力枯竭造成的。在无聊的状态下，我们不仅失去了与世界的经验联系，也无法用想象的可能性来丰富这个世界。我们认为有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即将到来的变化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对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产生新的要求。我们无法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无法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无法看到它们潜在的发展、修正和成长。
对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来说，无聊感不仅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间歇体验，因为“人类的状态总是易变、倦怠、好奇”，[62]还有对变化无休止的渴望，对激动人心的经历的追求。尽管欲望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但其满足程度在每个人的人生中是不同的。帕斯卡告诉我们，当我们独处、完全休息、安静地坐在房间里、没有刺激性的活动时，无聊感就会不可避免地袭击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迫的孤独状态，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我们必然会思考我们自己。这种独特的遇见自我，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根本的空虚和虚无，因此，于内心深处感到无聊、悲伤和绝望。[63]我们无法直接理解我们的空虚和虚无，却可以在伪装的“死亡状态”下理解我们潜在的死亡。面对可怕的孤独和无精打采的沮丧，我们会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让自己远离死亡的阴影。
在帕斯卡的冥想中，有对我们必然的不快乐和不安状态的观察，或者是对一种“无法忍受的悲伤”的逃避，这种悲伤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赌博、交女朋友、打架纷争、显赫的地位。”我们还会往这些事情中再加入各种各样复杂的分散注意力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今天蓬勃发展的娱乐业和旅游业催生的。数百万人投身于这些活动，唯一的目的就是逃离他们的生活、思想、重重心事和绝望的痛苦感觉。他们做各种危险、冒险和喧闹的活动，以便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精神上的放松，逃避无聊的感觉。
帕斯卡的话在对照人们自发的基本娱乐活动时是准确的。在无聊的时候，基本的娱乐活动会自发地出现。我们随手把玩纸张、铅笔、硬币、钥匙和其他小物品，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减轻我们的无聊，把注意力从我们自己身上移开。由于这些可直接触及的对象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进入了一种由主动性和适应性组成的关系，并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种诱人的生命力和一系列动态的可能性，包括追求在我们的身体达到一定的高度、深度或速度时产生的有刺激性的各种可能性。极限运动使我们头晕目眩，如痴如醉，甚至是因一时失去对生命的控制而产生令人舒适的恐慌感。假面舞会、云霄飞车和旋转木马使我们与事物及其周围环境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它们提供了一种与我们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暂时分离，从而带来了一种从无聊中解脱的有益感觉。
然而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个无聊的时刻都让我们哀叹人必有一死的事实，也并非每一次用娱乐来填充时间都是为了逃避空虚感和冷漠感。只是心平气和地、不慌不乱地望着窗外，让那几分钟，甚至几小时的空白时间静静地过去，内心没有任何想法，也并不一定会使人感到绝望。我们可以用许多分散注意力的无用活动来填满我们的空闲时间，它们不会通过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快乐的状态中转移出来而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一种虚假的快乐，而有益于我们的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毫无疑问，谈话、与朋友喝酒或看电影都是摆脱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的必要且有价值的消遣。正如约翰·伯杰（John Berger）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电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它其实是一种暂离的旅行形式。[64]让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令人振奋的活动中，让我们从工作场所或家庭强加给我们的单调重复和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一项艺术活动可以创造一种超脱，脱离生活的禁锢和盲目的工作惯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积极的音乐创作，无论是单独还是协作完成，都能使我们有机会在愉快的消遣中得到娱乐和放松；它涉及我们的智力、情感和身体的力量。要想从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中解脱出来，艺术、文学和音乐应该同睡眠、食物和水一样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小说、诗歌或奏鸣曲中寻求的是“灵魂的滋养”（怀特黑德），而不是对死亡的慰藉。的确，除了所有这些无忧无虑和令人充实的时刻之外，归信开辟了各种范围更广、更多样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将大幅度地改变我们经历的时间。但是，我们从一连串枯燥乏味的事件和义务中获得的短暂休息，同样改变了我们时间体验的连续性。
帕斯卡错误地认为，人类内心深处对一致性、安静和休息的渴望，被一种追求娱乐的“秘密本能”，以及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所扰乱。显然，生活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的。有时我们需要一点儿兴奋和不确定的元素，来避免一个无聊的周末。但是，我们心平气和地享受所有的休息时间、安静的独处时间，辛苦的工作和刺激的休闲活动一样，都是必要的。它们因其本身的价值而受到重视，一旦得到，它们就不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相反，一种以躁动、持续的不可预测性和持久的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存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称之为“一种需要永久即兴创作的生活”——可能会引发与毫无意义的无聊感同样强烈的不满感。不带偏见的观察者会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越像一连串的旋涡，就越需要例行公事、习惯性的、甚至是乏味的重复。有些多年来从事某种犯罪行为的人，为了暂时摆脱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式而借助于酒精或毒品，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会出现对恒常性和一致性的渴望。由于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会寻求某种解脱。对某种稳定的渴望不仅来自对危险和不可预测的生活条件的认识，也来自对吸毒或犯罪行为所形成的身份和他人的对比。在这里，人们看到了犯罪生活的弊端（面临被捕、居无定所、家庭破裂、健康恶化或暴力致死的危险），并设想了传统生活的好处（牢固持久的家庭关系、稳定的工作、令人安心的日常生活、健康的生活方式）。意识到现实和未来身份之间的差异，以及与这些身份相对应的现实和可能的世界之间的差异，便产生了犯罪中止的动机。这种不满是通过传统自我的实现和对犯罪自我的具体逃避而逐渐消除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和新的次世界的形成进一步推动了身份的变化。[65]
我已经提到过，许多归信者体验到一种神圣的能动性，并以自信的行动加以回应。归信的另一个动机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动机，是一个宗教团体的强烈吸引力，以及精神复兴的可能性和它的热情接纳。偶然遇到一个信徒或读到一篇神学论文也可能把一个人带进一个虔诚的团体。但是，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对友好社群的依附。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保罗·高更（Paul Gauguin）转向绘画和他到塔希提岛的旅行是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的孤独，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新社会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新社会给了他自由、自我表达和稳定。他期待中的满足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问题，并没有影响他摆脱那令人窒息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环境的愿望。尽管如此，塔希提岛的异国情调还是强烈地吸引着他，使他离开了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抛弃了印象派的绘画风格。[66]
人们加入各种各样的宗教、学术、艺术或政治团体，这些团体的吸引力可能和高更感受到的离开法国的号召一样强烈。这种对人类团体的忠诚所产生的问题是，现行的规章和惯例是否给新来者留下了足够的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成员们所持有和宣传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正当。人们常常意识到，在采取激进措施的那一刻，他们并没有完全把握住团体的真正信仰、价值观和目标。
仅仅是不愿意继续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生活下去，就足以成为许多公民离开家乡寻找新的生活环境的强大动力。他们不会在内心世界中获得平静、快乐和灵感，也不会在团体中寻找安慰和意义，他们可能会离开自己的物质家园，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们坚决拒绝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条件，这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唯一动力。他们的果断行动是由他们对生活模式和对自主、自由的坚定信念之间的强烈一致感所支撑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都和其他人一样，遵循他们社会环境的普遍规范、角色和“世界观”。在他们处理事务和关注自身日常需求的细节时，这些为他们提供了指导和相对的安全感。然而，与此同时，他们能够设想自己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并独立于社会和经济环境所附加的生活习惯和必需品来做出决定。他们从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中走出来，带着批判和评估的眼光去探索对他们来说仍然未知的世界。
出于某种类似的精神，反对甚至反抗父母的行为可能会促使一个人质疑他的“日常生活”，并离家出走。但在这里，未来的定义和前景更加清晰。孩子们想探索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曾经错过或不敢追求的东西——也许是一条不那么赚钱但更有回报的艺术或科学之路，或者是一种在异国他乡为一个不寻常的目标而热情投入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威廉·巴雷特这句话相当正确：不遵循继承或传承下来的生命历程，必然要付出代价。
有些孩子重复父母的人生，精准地避开了他们父母走过的弯路。这样就保证了家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其他少数孩子，似乎是受驱使去寻找和体验他们父母没有经历过的生活。这些发现之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失败了，但即使是成功了，他们也总是要付出苦难的代价。
这些孩子遵循自己的路线，可能会因此进入高度竞争和敌对的环境，或融入陌生和难以接受的文化环境，他们可能会被孤独、误解和自我怀疑所吞噬。然而，作为回报，他们也许能够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并通过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来弥补他们对新环境的不适应。
在这一背景下，“儿童的发现之旅”这一主题使我简略地谈到了教育的中心目标之一。教育应该发展和培养的是人类想象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在自由、纪律和冒险的原则下，在家里和正规学校之外进行。这种教育应该给孩子们充足的休闲时间，让他们可以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可能会向他们开放的所有道路。他们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中学习，在那里他们可以凝视太空，幻想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构思想象的世界，并通过这样做来发展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们最终会有勇气和力量摆脱目前的处境，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幸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闲时间，今天有许多年轻人都脱离了这种自我审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哀叹孩子们在家里和学校里遇到的紧张和苛刻的标准，他无疑是正确的。孩子们被剥夺了闲暇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使他们玩转思维和想象，从而发展创造力。正如贝特尔海姆所解释的那样，“过去那些有创造力的人的传记中，有很多描写是他们青少年时期长时间坐在河边，思考自己的想法，带着忠诚的狗在树林里漫步，或者思索自己的梦想”。但是今天谁有时间和机会去做这些呢？[67]我怀疑许多孩子的被动和冷漠来自他们无法独自一人，安静地在不滥用社交工具的情况下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他们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安静的环境，在那里可以从事无声且从容不迫地进行内心活动和创造性的闲暇活动。同样，我们应该鼓励在高等院校就读的学生学会认识那些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独处的时刻，以及把自己从特定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刻。我不是说要摒弃传统；
我的意思是要远观传统，并以此培养自由和大胆地提出各种可能性，并热情地实现其中一种可能性。
按照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仅仅是对现有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或家庭传统的不满，并不会催生变革的愿望。如果人们拥有或发展出一种内在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成功地维持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念，他们就会更自然地与周围的引力相对抗。[68]在我看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力量来自他们的激情——对一种职业、一种艺术、一项社会事业或一种新生活的激情。
激情揭示了我们命运的方向和意义。由于我们的激情，我们可以把自己从分散的事情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实现一个单一的目标，并把我们的所有潜力带入一个连贯的整体。激情是一种根据内在冲动行事的能力和倾向，这种内在冲动可能是独立于外部认可的。用路易斯·拉威尔（Louis Lavelle）的话来说，“这是对内心冲动的完全接受和同意，是不受任何来自外界声音诱使其偏离轨道的影响”。[69]它使我们坚持不懈，全力以赴，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目标。如果我们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一项活动中，我们就能够忍受艰难困苦，完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激情表现为对现实任务的欣赏，表现为对一个独特的主导目标的忘我的、精力充沛的奉献。根据赫尔穆特·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说法，激情是“一种高度的奉献”。[70]可以肯定的是，激情限制了自由，带来了一种更高级的、几乎压倒一切的实现目标的意图的约束。强烈的“激情之苦”会带来一些无力感，偶尔也会带来真正的困难。[71]然而，由于它的吸引力，激情的对象同时提供了“魅力的乐趣”和对未来成就的承诺。矛盾的是，激情在我们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带来了某种约束的义务，但也通过对一个目标坚定不移的奉献提供了满足感。
接受、关注、专注、满足和尊重都是激情不可或缺的元素。满足和尊重的来源不仅是我们的目标和我们在该目标上的成就，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的冲动本身，人内在的情感倾向。钢琴家对音乐艺术的迷恋和赌徒对轮盘赌桌的迷恋是有区别的。后者在面对激励其行动的感觉时，缺乏满足感和充实感。虽然真正的激情往往是排他的和孤立的，但它的专一性来自人对一个物体或一个行为的情感共鸣的强度和质量。当一个人被一种内在的冲动所控制时，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会在他对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一项社会事业或一项体育活动的奉献中得到保证和安慰。用拉威尔的话来说，“激情不仅不会撕裂我们的灵魂，也不会将它抛弃，让它去面对来自痛苦和无能为力的所有恶意，相反，它会带给我们内在的自信、平衡、安宁与和平”。[72]
有些人过分强调安全和谨慎，从而避免承担风险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他们“永远是场边的观众，永远退缩，拒绝参加比赛。”他们胆怯、墨守成规、自我保护意识强，经常抗拒各种变化，自以为是地攻击激情的武断和盲目，捍卫自己的传统态度。然而，激情只有在那些不习惯按照其建议行事的人的生活中才是盲目和鲁莽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热情去遵循创造的要求，或者彻底改变人生的召唤。在这种情况下，参与竞争意味着面临全身心投入的风险，通过这种投入，一个人可以探清特定的命运，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决定的结果可能是未知的或部分已知的。
我们来谈谈激情的另一个方面：放下犹豫、怀疑、谨慎思考的能力，以及试图预测和控制行动结果的倾向。因为对内心力量的信任，热情的人能够面对暂时的和不确定的未来，并根据当下的召唤而行动。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未来世界中安全地指导自己的生活，而是如何摆脱传统和文化的常规，如何知道何时采取果断行动。
如我们所见，在宗教归信中，新生的转变或经历是由神的旨意所激发的。这种突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采取了一种顺服的态度：如果没有完全的接受，上帝就不能作用于灵魂。也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促进了正确心态的形成和对神性的开放。悲伤、疾病或孤独往往是一个人重新评估其生活和准备接受新信仰的必要条件。但是，正如维克多·莫诺（Victor Monod）在其卓越但早已被人遗忘的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旅行和背井离乡往往是宗教归信的决定性催化剂。[73]一些名人正是在一次出国旅行中，发现自己处于完全从根源和传统中解放出来的状态时，产生了归信，包括扫罗、奥古斯丁、路德、约翰·卫斯理等人。宗教领域之外的人也强烈感受到了这种激励。离开家后，有些人更倾向于背弃社会一致性的过时要求、长期坚持的信仰和约束性习惯。一次旅行能将“过去的重量”减到最小，并促进对内在自我的回归。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对外部现实的浓厚兴趣，也让我们发现了内在更深层次的生命。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对异国现实的感知可能会引发对自我意识的质疑，并随之修正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些旅行的人感到恢复了活力——可以自由地重塑他们的个性，接受新的价值观——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克服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和怀疑。他们被连根拔起，脱离尘世，承认他们的人格尚未完全定型，敢于开始一种新的存在形式。[74]
在一次偶然遭遇或不可预见的事件后，看到一个人超越他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很正常的。奥多·马奎尔（Odo Marquard）说的或许没错，开辟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多的是靠意外，而不是决策。[75]所有那些在出国旅行或留学期间无意中受到激励从而改变职业道路或精神信仰的人，可能都会同意他的观点。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描述了偶然遭遇在人一生中的普遍性：“当一个人在年老时回想决定其命运的一连串意外事件时，他会感到不安。”[76]作家、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在被问及为何迁居澳大利亚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我人生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征，还是一个更普遍的现象，但似乎人生最具决定性的转折，最重要的遭遇，最恰当的主动行动都是偶然发生的。”[77]许多人放弃舒适而平凡的处境，并不是由于他们渴望实现一个周密的计划，而是由于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句鼓励的话或一个善意的号召突然降临到他们身上。1956年，一群匈牙利人在起义被镇压后离开了他们的国家，仅仅是因为一辆开往西方的卡车上有空位。他们既没有任何事先制定的目标，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把握，但他们克服了暂时的恐惧，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做出了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决定。
人类对奥多·马奎尔所说的“偶然际遇”的反应既不是出于冲动，也不是出于本能。它们是自发的行为，因此，可能包括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特征：灵感、想法的突然涌现和敏捷性。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往往会停止争论、辩解，甚至是犹豫，并利用内部生命的活力，自发地、出乎意料地采取行动。我们的行动为实际情况中出现的机会提供了直接和个人的答案，不过这些答案也不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情况本身是一种偶然的事件，有时会使我们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