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惯性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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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最明显的方式是离开一个地方——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一个曾在那里生活过并形成的完整世界。从古时起，人们就会收拾行李，迁移到新的目的地，既有远方也有近处。有时，在极端情况下，当个人需要脱离危险或不利的生活条件时，他们宁可只带上最少量的财产或者什么都不带。近年来，成千上万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越过大海进入外国领土，他们往往乘坐不稳定、拥挤不堪的船只。这个决定可能是瞬间做出的，也可能是经过数月精心策划后做出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它需要坚定的决心，离开熟悉的环境，冒着新的风险，克服重大阻碍。

有关居住、通信或工作的外部环境变化促使人们采取了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人们迁移到不同的农村或城市结构中，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当改变需要学习一门与母语完全不同的新外语时，就会出现更严重的脱离。但是，即使是一个说同一种语言的新社会环境，也可能出现不同的习语和方言，需要新来者学习当地的表达方式和词汇。此外，当地习俗可能需要我们熟练地调整与周围同伴和自然环境的互动方式。问候、表达内心的心情、交谈、提出要求，以及许多其他活动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精细的调整。

移民无疑是离开熟悉环境的一种最颠覆的方式，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由各种各样的价值观、文化观念、动机和行为所塑造和影响。我们不可能分析群体和个人迁移的所有重要方面。移民通常被定义为从母国到东道国的永久性迁移。但也有回迁或循环迁移：移居者在东道国长期居住后，返回自己的母国，或频繁地在两国之间往返。但无论如何，总有那么一刻，移民会决定永久地从他们曾经惯有的环境中脱离出来。

我们将看到，促使移民采取这一决定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面临失业、贫困、饥荒、气候条件变化或种族间的紧张局势。迫害、战争、政治压迫或其他不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可能触发他们的移民旅程。我已经说过，有些人的这一旅程充满了危险，他们可能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另一些人或多或少满足于他们目前的生活条件，但还是决定寻求更好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工作或住房机会改善的前景也可能会促使人们离开他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和邻居。有些人出于好奇心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自然环境以及另一种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过人们可能会在邂逅某人或接到意外来电或一次约会后，甚至在收到错误的信息后移民。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大的控制力？他们的迁移是有意识决定的结果吗？他们此举仅仅是被当前的生活环境所迫，还是慎重地考虑了离开或留下的可能性？这个决定会深刻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仅会带来环境和背景的轻微改变？

在我看来，这种脱离的行为是一种有意识地决定进入一个新世界的结果，这个世界逐渐变得复杂和广泛。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不受人类秩序或外部物质约束的强迫而行动。尽管对一些人来说，移民的动机相当复杂，而且并不总是很明确，但也有一些人完全清楚自己决定离开的唯一原因。人类学研究将移民定义为“个体为了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而有意识地改变自身处境的过程”。[48]罗伯特·V.坎佩尔（Robert V. Kemper）在他对传统农村辛祖坦村民外迁的经典研究中表明，“移民不是被非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驱使的被动卒子”。他们是塑造自己命运的积极因素，进而也塑造了当代墨西哥的命运。[49]移民们将前往一个遥远的异国目的地，开始按照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角色生活，接受新的世界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他们会自愿决定离开家园，但继续从事自己原来的职业，并在新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仍然保持旧的习惯和熟悉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移民都在他们迁居前和迁居后的生活之间建立了明确而彻底的区别。他们真正地摆脱了生活中许多决定性的因素。虽然音乐家或厨师可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着相似的工作条件，但加入一个新管弦乐队或在一家新餐馆工作的决定仍然会对他们的职业观或工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他们可能会坚持来源于自身长期从业实践的职业观，又随时准备把这种观点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去。

而归信是信仰和态度的另一种可辨别的变化，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取向，以及他或她的内在自我。这里的重点不是流动性或外部可感知的行为，而是采用新的原则和价值观，塑造人的思想、信仰、行动和关系，并引起人们世界观的重大转变。马克斯·舍勒在他关于忏悔和重生的文章中谈到了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始于良好的决心，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世界观转变”，最终是一场“真正的世界观转变”。后者是一种重生，不仅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而且影响这个人的整个生命。人的“精神内核”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它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在行为中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50]

舍勒首先追问过去的恶行是否可以被抵消，相应的罪恶感是否可以被抹去，从而得出了他的忏悔与重生的理论。舍勒把发生自然事件的客观时间和个人存在的时刻相继人类时间区分开来。客观时间是一维的、单向的连续体；它就像一条河流，只向前流，绝不允许回到从前。在客观时间流中，很明显过去是不可能改变的。但在人类时间的每一刻，整个生命都在当下，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我们无法改变我们行为的物理效果，但我们总是处于改变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中。忏悔是我们重新评价过去的道德行为，赋予其新的标杆和价值，并重新塑造自身行为的途径。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消除内心的罪恶感，通过从“过去的既定影响”中解脱出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改变。因此，忏悔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认识和重新评价；同时它也是一种解放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我们能够提升到更高的生存层面。[51]舍勒对忏悔的分析可以放在他的模范人物哲学的语境中。有益的忏悔性自我反省可以从一个榜样开始，这个榜样激励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过去，并为自我实现做出更彻底的努力。模范使我们面对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忏悔的行为引导我们上升到理想自我的高度。[52]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宗教归信和涉及个人生活的归信。用伊夫·康格（Yves Congar）的话来说，前者“是一种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变化；因此，它意味着与上帝有关的一种积极的信念，通常情况下是对教会的信仰和生活的坚持”。[53]后者是原则和价值的根本改变，能够指导决定和行动，并影响到人际关系、专业成就或个人利益的意义。它可能是宗教归信的结果，也可能与其无关。

我们可能会归信一种政治学说，一种哲学体系，一种精神运动，或一种生活方式。新的方向可能会出现在意外的启发或长时间的仔细反思之后。一个影响深远且大胆的决定可以依靠我们的正义感，而不需要非常仔细的理性或务实的考虑，例如在我们听演讲或看书的时候。或者可能是在生病期间，也可能是在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我们会清晰地意识到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说：“我不想再这样生活了，这是我人生的新方向。”这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完全被过去所决定，我们有能力成为自己未来命运的工匠。当我们克服了普遍的价值观、习惯或生活目标所带来的阻力，准备好遵循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新原则时，我们产生的开始新生活的愿望就会得到满足。

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军人和政治人物可能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军事拥护对象，并真正地承担起新的事业和目标。经过长时间对其他选择的质疑和考虑后，更新的理想和价值很快成为他们行动的思想源泉。这些受人尊敬的新理想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真正相信什么，什么是真正值得为之而活的。有些人通过逐渐了解一种文化而受到启发，包括其精神和艺术传统、宗教习俗、建筑或音乐。也有一些人被狂热的领袖所控制，并投身于破坏性的事业和暴力行为。他们也会体验到从过去的信仰中挣脱出来，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新的意义的喜悦时刻。狂热者受一种中心思想或学说的指导，这种思想或学说与个人或团体有关，其实应该能消除某种缺陷，并带来一种理想的完美状态。人们对这一想法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以至于排除了对其真理价值的任何质疑或批判性思考。盲目的狂热者只关心不加批判的观点或半真半假的假设。狂热主义也类似于偏执，因为两种思维方式都缺乏理解其信仰的负面后果的敏感性和想象力。宗教或道德上的归信与狂热地坚持某一特定之事中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真理，而后者公然无视真理，无视不尊重真理所造成的可怕后果。狂热的人坚信他们的信仰不容任何合理的怀疑和任何批判性的评价，他们准备使用语言或身体暴力来改变或攻击所有那些敢于以批判精神面对他们的人。他们以此拒绝对他们行为追加的限制。

在归信的各种经历中，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都有一种向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投降的行为。在宗教归信中，这种力量是超然无形的上帝，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呼唤生命的重新定位。许多归信者深信上帝确实是他们宗教归信的决定性和直接原因。在道德归信中，一种理想、一种传统或一套道德或美学价值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归信可能发生在个人危机时期或危机解决之后。环境的改变和相应的无归属感往往会引起剧变和不稳定的经历。从人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会造成深刻的干扰，并促使一些人修正他们日常行为的指导原则。因此，归信包括从一种社会建议或强加的行为和价值观转回到一个人的内在，回到一个人认为的内在和真实的自我。回归到一个人的内在自我和最深处的欲望组成一个新生活开始的时刻，它重新评估过去的成就和获得，并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从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离开，努力进入一个新的社群环境。它可能包括放弃世俗的要求和依恋，转向思想、理想和精神价值。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著名的说法——整个灵魂的转变。[54]“灵魂的转变”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具体的方向：一个人在世界上的生活工作和活动的方式。一个人的信仰和信念还有另一种修正，尽管这种修正在这个人的外在行为中不易察觉。当人们突然决定用一种人生观来代替另一种人生观时，就像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后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的日常活动可能还是一样的，但自我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可以肯定的是，一个行业或一个社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会继续影响着他们的活动。但是，在这些人周围会创造出相对于这些规则的自由氛围，以及看待一个人一生的不同视角，所有与他们有更密切接触的人都能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更新的氛围。

移民和归信为彻底地脱离一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机会；大多数移民和归信者与他们的过去进行了不可逆转的决裂。还有其他形式的分裂可以让个人暂时从他们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艺术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短暂的脱离环境的方式。艺术家们在生活中面对“沉默的阴谋”时，他们能够保持对想象活动的热情依恋。有一些小说家不仅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残酷冷漠的社会环境，而且还描绘出充满活力、智慧或幽默的人物，他们战胜了悲惨的命运，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失败的意义”。他们的艺术也帮助读者面对自己的悲剧。聪明的作家也提出了一项新的调查，调查人们在新的和不熟悉的环境中对变化的生活条件的反应。

文学作品或音乐作品往往不能反映作家或作曲家生活和创作的普遍条件。当艺术家面对的具体环境严峻的时候，创作的作品可能传达了一种乐观和内心的力量。由于身患绝症，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创作了C大调弦乐五重奏等天籁之音。这部杰作并没有暗示他即将死去。舒伯特的创造力使其获得了一种崇高的力量，使他摆脱了绝望的命运。作曲家拉斯洛·洛伊陶（László Lajtha）被匈牙利极权主义政权视为威胁，1949年从英国回国后，他被剥夺了所有的工作。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就像在镇上一样，我有一间属于我而且只属于我的房间，所以我的灵魂里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密室。它与现实无关，却更真实。”尽管对入不敷出的担忧和对生活的焦虑让他心力交瘁，但他的第四交响曲《春天》充满了生活的欢乐、魅力和幸福。作曲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方法，它可以使人们远离凄凉而又不利的现实，同时，让乐曲中的内涵触及他的听众，把他自己融入听众的生命中去。[55]一位和洛伊陶一起在偏远村庄收集民歌的合作者认为，如果他留在英国，而不是回到他那单调、灰暗的祖国，他会写出大量出色的交响曲，而人们正逐渐认识到这些交响曲的高级艺术品质。尽管总是存在争议，但这句话似乎适用于许多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们可能会争辩说，不良的生活条件、冷漠或严厉的批评迟早会使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沉默。但我想说的是，不利的甚至是有抑制作用的外部环境，往往构成一种有益的激励，促使向内静修，激发人的创造性活动。

当作家或作曲家面对不可避免的无视或轻视的批评时，翻译或改编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翻译一部小说或改编一部交响乐，就是与另一位作者的作品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并保持一种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状态。那些创造者或再创造者可能会建立起一个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找到秩序和意义。这个世界可能是对社会认可或亲密关系的缺失的一种补偿。

艺术家们，不管是必须忍受压力，还是仅仅要远离困境，都不是唯一退回到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一些人在列宁格勒围城战最艰难的时期写日记，以克服他们那令人崩溃的孤立感。正如围城幸存者莉迪亚·金兹伯格（Lidiia Ginzburg）简洁地表达的那样，“描写圈子就是打破圈子”。[56]监禁要求犯人适应单调的环境和使人衰弱的日常生活，常常会带来有害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身体的适应能力不足以承受由隔离、营养不良、感觉剥夺和野蛮对待所带来的痛苦。一些囚犯独自待在牢房里，忍受着最严重的折磨和忧虑，被剥夺了外界刺激的他们使用各种技巧来保持精神上的警觉：背诵或翻译诗歌，翻看乐谱，或建造和参观想象中的房屋和街道，会见住在那里的人们。[57]每当暴风雪时，英国文学教授巫宁坤就会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找到精神力量。他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和纠正教育的威胁，克服了自己的无助状态，生存了下来，最重要的是，他理解了自己的痛苦，重新确立了自己的道德立场。[58]

与朱尔根·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关于把自己从更重要、更紧迫的社会问题中解脱出来的后果的观点相反，转向“自由的内在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轻视或忽视外部世界或对日常生活中的忧虑和痛苦。[59]这并不一定导致对社会条件漠不关心的态度。搬到郊区，住在一个舒适而相对偏僻的房子里，确实可能会导致对市中心居住区的忽视。但是，与外界保持距离、建立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不仅培养了依靠个人良知和判断力的坚定决心，也培养了创作具有持久价值的艺术或科学作品的能力，从而丰富了许多人的生命。

在这里，自由可以理解为两种行为：一种是使自己远离特定条件的行为；另一种是通过完成有价值的目标而对自己认为是本质的善做出严肃承诺的行为。退入“内心堡垒”并不是一种从欲望或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通过放弃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来维护自身消极自由的努力。它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自我克制来寻求安全与宁静的尝试，它还是一种对连贯性和意义的积极探索，促进与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接触，并最终达到理想中的自我理解。这是一种内在自由的体验，允许一个人独自面对根本的终极问题，暂时回避无关紧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