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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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我们首先会获得成熟，之后一旦有了强烈的认同感、适应力和自信，我们就会在闲暇和快乐中试验我们的决策能力，那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只有勇敢地做出决定——伴随着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责任和孤独感——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坚强而成熟的人格。如果没有获得、使用和加强决策能力，一时的需要和各种社会规范、习俗和风俗就会对我们产生不良影响。[34]

正规教育无法培养我们的决策能力。具体的生活环境才能使这种学习成为可能。我们学习做决定就像学习游泳或滑雪一样：我们的动作或多或少成功地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因此，我们学会了通过倾听我们的感觉的建议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同时又不会对理性提供的指导充耳不闻。我们学会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思考和解决欲望与责任、创意与传统、权宜之计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我们学会在恐惧和颤抖中面对未来的沉默，自信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行为具有试探性，不可避免地带有失败的风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我至少考虑了两种可能性，并且只采取其中一种：我娶了这个女人，放弃了保持单身或娶另一个女人的可能性。任何想做决定的人都必须认识并接受克己、约束和限制。通过培养我们的限制感和克己的能力，我们开始学会做决定。如果一个决定涉及并增强了我们的权力感，带来了可能性的投射和实现，它同样也会涉及并增强我们的无力感，迫使我们释放某些可能性。一项决定取决于在独自面对各种可能性的勇气和力量，以及谦虚而现实地承认我们只能实现其中一种可能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决策还要求随时准备放弃对我们行动结果的确定性和绝对控制的追求。如果我们继续寻求确定性，就会坚持推迟行动。一个决定需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未知的环境，并相信好运可能会带来不可控事件的正确转折。即使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决定，我们也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拥抱失败的风险。这不仅需要对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人类同胞的最终善意保有信心，还需要衡量采取行动的正确时机和承担风险的程度，哪怕无法回头的时刻即将来临。冒险的行为并不一定需要英雄主义的态度。保罗·里克尔曾经说过，由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限，所以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做出一个不相关的决定，我们也要冒一定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有一种简单、平静、延伸的风险形式，它适合一种从不跟随世界法则的意识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在混乱的物质条件和有限的、不完整的历史的网络中理解价值”。[35]在一个人的经历中，有时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更长的时间来权衡各种可能性。解决重要的医疗、经济或政治问题有时需要仔细和耐心地考虑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的可能后果和影响。其中一些决定乍一看似乎意义深远，但回过头来看，它们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亦然，看似微不足道的即时选择可能会在几年后导致毁灭性的结果，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故事《洛加诺的女乞丐》（The Beggarwoman of Locarno）就说明了这一点。让一个老妇人起身走开的简单而轻率的命令，几年后会招致可怕的报应。不可预测的事件和不可预见的事件最终将定义和验证一个选择和决定的范围、重要性和正确性。

人性中有一种品质，能帮助人们承担适当的风险，并以信任和轻松的心态来设想未来的进程和部分可控的事件：镇定自若。镇定自若地做出决定的人不会为了发起行动而对任何选定的可能性进行合理化。他们不再徒劳地追求确定性和完美主义，而是通过相信恰当的时机及其最终的结果来做出决定。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斯派曼（Robert Spaemann）将“镇定自若”定义为“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是对自己行动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限制，并接受这种限制的人的态度”。[36]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人行动果断，抱着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人生的希望，但同时接受一定数量的条件，并让这些条件相应展开。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正确地描述什么可以通过一项行动来实现，什么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现实来接受。这种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行为来改变的，但是这种改变本身存在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接受现实的可变性和不变性。这同样适用于行为的主体。脱离特定环境的决定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进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行为不是凭空发生的，其积极或消极的后果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还必须在无法审视所有原因和预测所有后果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虽然一项行动的目的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此值得我们做出热情的投入，但镇定自若是随时准备好接受强加在我们行动上的客观和主观的限制，接受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并接受现有和改变了的环境中不可避免的要求。

镇定自若不仅包括以镇定和信心做出决定，在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还包括以一种放松的方式与世界、人类同胞和自己建立联系的能力。镇定自若的人不仅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信，还会“顺其自然”。在国外旅行时，他们会允许不可预知的际遇或事件干扰他们的计划，并以冒险的心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准备好用巧妙的随机应变来面对新情况。在私人或职场关系中，他们会允许对方出现变化，从而改变合作、友谊或爱情的最初特征。

镇定自若帮助我们以一种放松的方式看待人和事，对自己微笑，对我们荒谬的欲望和行为一笑置之。鼓吹自己身上发现的任何不完美和夸张之处，通常都是由健康的幽默感培育出来的。胡贝图斯·特伦巴赫（Hubertus Tellenbach）在幽默中看到了镇定的等价物；它与紧张和僵化完全相反。幽默也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却不受其困扰，我们也能够预测未来的事件而不被其严重性所束缚。我们能够凌驾于生活之上，以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轻松心态，优雅而从容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幽默消除了紧张和僵化，使我们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从而揭示了人类行为开放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使它助长人们对所谓的“重大事件”采取一种戏谑的态度，还有助于我们在人和事面前恢复一种不假思索、慷慨的自发性，幽默也无法使我们逃避做出艰难决定的义务。恰恰相反，它“解放了僵化的灵魂，驱散了使人们对责任视而不见的朦胧”。[37]

在极端情况下，决策时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认为，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生存的最佳机会是评估并接受现实，但不受现实的压迫。决定抛弃一切，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需要充分准备好抛弃所有的物质财富，面对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需要通过对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依恋来获得安全感。完整的人面对自己的现实，不歪曲现实，不被现实拖垮，并根据自己的内在力量、个人信念和独立的思想采取适当的行动。[38]在这里，我们也有能力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好处，而是依赖于自己和未来事件的自然转折。拉乌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对大屠杀幸存者心理过程的研究与贝特尔海姆分析的结论相一致。幸存者——那些从戒备森严的地区逃跑、从火车上跳下或潜入冰水以避免被杀害的人——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持现实态度，能够通过立即做出决定、评估和接受自己行动的可预见风险并牢牢抓住“生存的绝对决心”来应对机遇。[39]

幸运的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不需要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求生存。然而，对我们的真实情况做出清醒的评估，同时以信任和轻松的态度超越现实的能力，有助于我们实现自主思考，敢于冒险行动，在某一时刻大胆摆脱我们的日复一日的惯性生活。这一非凡的时刻便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