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决策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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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决策就是要实现一种可能性，并接受另一种可能性的消失。我们所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将成为我们的未来以及生活中做下一步决定的焦点。通过我们的决定，我们对现实的未来施加了一些影响：如果我决定生活在某个国家，我未来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在这个新环境中的存在和活动，但每一个决定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可能性。如果我决定从事音乐相关的行业，我就放弃了商业、医学或政治相关的职业。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从“还没有”到“已经”，于“现在”中将自己与未来和过去联系起来，我们的可能性范围就会缩小，我们的成就范围就会扩大。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存在比作一条逐渐变窄的路：前面的路是由我们不断缩小的可能性形成的，后面的路是由我们不断增长的成就形成的。但是，正如欧文·施特劳斯（Erwin Straus）恰当地指出，除了我们在简历中所自豪地列出的成就外，我们还必须牢记我们错过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我们总是欠过去的债”。面对过去，我们如同处于法庭的被告席上，没有人可以不认罪。[21]但是，在我们的过去，除了我们错过的可能性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我们自觉和勇敢放弃的各种可能性，而有罪判决并不适用于这些可能性。

我们可能会带着悲伤、悔恨和遗憾回顾我们错过的和拒绝的可能性。这种毫无结果的遗憾使得曾经的可能无法完全消失。它会反复地回到他们的脑海中，让他们记忆犹新，并说：“如果我没有这样或那样做，我会有一种不同的生活。”心中生出的遗憾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未尽力或错过的可能性已不可挽回地消失之后，终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教训。然而，有些人会对可能性的减少或消失表现出持续的、彻底的抵制。例如，守财奴依附能保持价值的金钱，却不用于投资或收购。金钱虽然在守财奴的一生中提供了大量持久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永远不会被投资或转化为现实。保留下来的可能性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由于它们不用于投资或购买，却因此比获得的具体实物或投资回报更能使持有者感到满意。除了这种不寻常的满足感之外，坐拥财富还会让守财奴在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时有一种安全感。守财奴之所以固守自己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害怕不确定的未来，如果没有金钱的潜在力量，他们就对自己面对未来世界的能力缺乏信心。[22]

尽管今天许多人会强烈反对自己被扣上“守财奴”的大帽子，但他们仍然会表现出类似守财奴与其所掌握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特点。人们从事各类职业，却没有对本职工作表现出任何热情的投入感。其实他们是认为，当他们从事一项工作或建立一种个人关系时，也应该要“保留一定的选择余地”。当代生活的各种公开理念要求人们保留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承认它们相互冲突和不可调和的本性。书籍、电影和电子游戏创造并满足了一种幻想，使人觉得自己能够超越个人成长的状态，控制个人时间的所有维度。这些娱乐产业的产品满足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超越自我决策和随之而来的无奈所带来的限制，并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挽回任何错失的可能性。因此，许多人倾向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在那里，不可能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也不会互相矛盾，而不是像在现实世界里那样，总是需要做出决定，改变或放弃各种可能性。那些不断把决定的时刻推到以后的人，无法与现实建立联系。例如一个人憧憬着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是一名学者，然而两种可能性他都不能下定决心，这就会同时妨碍他成为这两种人才中的任何一种。为了做到真实、有效、负责任，“非此即彼”是必然的。采取逃避态度和不承认“生活也有其要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克尔凯郭尔）。[23]当一个人没有学会区分各种可能的世界观的价值，而是认为它们是等同的，因而无法坚守其中任何一种世界观时——对特定的人生道路和目标下定决心的能力就会衰退。因此，我们不仅要唤醒一个人比较各种世界观的能力和相应的宽容态度，也要唤醒他们通过自由意志决定认同其中一种世界观并坚定不移的能力。[24]

我们已经看到，强烈的不确定感是决策行为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我们无法清楚或肯定地评估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的结果。现在看来正确和有希望的事情，将来也有可能变成错误和谬误。我们面临失败的风险，失去工作甚至生计的风险，生病或不快乐的风险，引发敌意或被误解的风险。难怪我们在做决定之前会受到疑惑和恐惧的困扰，尤其是在之前的决定已经感受到严重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确定环境是否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也对自己接受失败、忍受孤独、困难和逆境可能带来的痛苦缺乏信心。过度谨慎的人总是关注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们的决定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对自己的远见以及接受自己最终垮台的承受力怀有不信任感。因此，对各种可能性及其未来后果的关注，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通过果断行动所创造的成就更为重要。为了“把我们自己从明天令人沮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而徒劳的追求，并与我们的无知和解。[25]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的智慧之辞：“一个人必须要忽略很多事情才能有所成就。”[26]如果我们以预言性的方式，力求充分肯定地了解到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陷入完全的被动，并停止行动。为了避免这种麻痹效应，我们需要依靠我们“活在暂时”的能力，并与我们的世界建立信任和情感的连接。欧文·W.施特劳斯（Erwin W. Straus）这样描述这种无忧虑、无拘束的态度：“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或多或少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在‘暂时’。无论如何我们努力尽责，不再左顾右盼。我们放弃行为中的可确定性，把自己托付给未来，依靠自己，依靠环境，依靠他人。”[27]

今天，孩子们承担风险和相信转机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越来越痴迷于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结果剥夺了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冒险和探索的体验。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减少过度保护的禁令会带来重要的好处：孩子们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做出有创造性和无畏的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情绪成熟是在鼓励孩子们在积极参与游戏、运动或探险活动的冒险环境中逐渐获得的。[28]

在一个充满恐惧和偏执的社会里，人们不断被警告，经济专家和政治人物的错误决定可能会导致迫在眉睫的灾难。对失误后果的担忧，在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运作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留下了印记。然而，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过度自信。恐惧强化了对一个不可逃避的决定的责任感，但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法确定决策的有利时机，还可能使人无法对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准确评估。

在一个标准化和可预测的社会环境中，机械设备通常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将可能出现的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人类摆脱了决策负担。如果设备经过精心设计和维护，机器人和电脑（比如飞机上使用的自动驾驶仪）就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它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导致人们倾向于将人类的成就与这些设备的性能进行比较，从而降低了对人类缺点和错误的容忍度。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机械设备在感情上的依赖几乎是无限的信任，也导致我们忽视了依靠和提高自身的体力和智力。我们把这些能力交给了各种设备。我们内心的隐秘愿望是创造一种设备，它能思考、有感觉、能准确无误地工作，并完全消除令操作者不安的不确定感。我们目前还没掌握这种设备，但在人类趋向于回避犹疑的状态下，我们会越来越依赖机械的帮助来评估条件和变化，形成判断和假设，并提出关键的干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制度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有益却令人窒息的作用。由于人类行为的内在可塑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以及人类行为对社会环境提供的大量意外可能性的敏感性，体制及其规则、法律、习惯和行为模式为我们日常的人际互动提供了亟须的可靠性、可预测性和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减轻了决策的负担。在自然或社会灾难时期，或在革命和政治制度崩溃期间，体制的暂时性削弱会带来方向的迷失、不确定性和普遍的不安全感。如果为保卫公民及保护其财产而设立的所有这些力量都暂时解体或削弱，所造成的法律和秩序结构的缺失可能会突显无法预料的暴力或出乎意料的慷慨人性。当个人突然变得孤立无援，从法律法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他们就被要求运用自己临场应变的能力，并常常不情愿地但自主地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另一方面，一旦个人能够依靠加强的体制所提供的可靠引导和“快乐的确定性”，就会普遍不愿面对做出决定的任务，并必然缺乏自主的决心。尽管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作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苟且偷生的强烈诱惑；依赖于共同的思维、感觉和行动习惯；避免需要自主性的情况。奇怪的是，有些人乐于生活在严厉的制度管理之下，只是因为这种管理对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日益控制，缩小了那些可能迫使他们做出决定而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在许多文化中，家庭——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常常鼓励人们无可置疑地接受对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路的追求，扼杀年轻人冒险背离“对前几代人行之有效的套路”的勇气。拥有完善的终身教职制度和行政结构的教育体制也会引发一种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似乎会阻止人们对回避学术规定的批判性义务。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心态很容易影响新教师或学者以及年轻的管理者，这使他们放弃了做出不同决定的意愿和能力。即使是个人——例如那些声称自己不受社会约束和职业规范约束的艺术家和作家——其创作的传播也依赖于一种“主观性的二次制度化”（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在某个阶段，他们愿意用创作独立性来换取他们从遵循艺术交易商、展览组织者、制作人、出版商所写成的“规则手册”来获得的所有好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满怀信念和激情地写道：制度，尽管有无可争辩的必要性和好处，却加剧了“懒惰的倾向”。[29]的确，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种惰性。由于害怕犯错误，有这种惰性的人从不质疑一个机构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和价值观，只认可那些不会产生不良偏差的行为和思想。还有一种固有的惰性，即不拿当前受保护的社会地位和作为一个体制内成员的舒适去冒险，不把勇敢的内心信念置于外界的认可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之上。

做决定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们想要逃避孤独的心理，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人们会通过寻求朋友或家人的陪伴来缓解这种孤独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传统、规则或意见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抓住正确可能性的明确指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设想我们的未来、其重构的倾向以及最终要肩负的责任。我们被迫独自面对这一决定，不管缺乏鼓励性的建议是多么痛苦，也不管孤独的立场可能消耗多少精力。但痛苦也有它的回报：它使我们与自我深入接触，并在面对他人时形成更强大的自我。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这一刻比遇见世界著名人物对一个人的影响更重要、更难忘、更崇高：“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如晴朗的星光之夜一般寂静、庄严，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孤独，那时在一个人面前出现的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而是永恒的力量本身，天堂似乎开启了，这一刻我选择了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自己。”[30]

今天，自我回归本身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之中，这些力量促使我们远离自己。大学里的书籍、讲座、电视节目、社交媒体和自助课程都鼓励我们发展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更成功、更自信的人格。我们很乐意回应这类召唤，并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用我们真实的自我来交换一个有代表性、有表现力的自我。我们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种戏剧化的态度：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需要的和后天获得的角色，否认真实自我里无可替代的冲动、情绪和判断，被盲目鼓励“做你自己”。但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尝试逃离自我，接受借来的自我之后，我们迟早会被迫回归到真实而谦卑的自我，并面对做出决定这一令人不安的任务，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在这种回归中，尽管我们一直努力摆脱自我，但我们逐渐认识到，要摆脱具体的自我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自我是什么呢？它常常是一个软弱而优柔寡断的自我。这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随时准备提供建议的旁人，他们向我们保证“你一定能成功”，并通过这样做逐渐削弱我们做出决定、坚持决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31]

由于我们对自身决策能力的信心被减弱了，我们无法解决集体认可的规则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个人信念和愿望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如上述耶胡迪·梅纽因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能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最困难的一种情况是由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所造成的，即在一种已被接受和内化的公约和我们内心的热情之间做出决定。当我们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我们的家庭却迫使我们追求更“实用”的职业时，我们该如何决定呢？或者，在不那么刻板的情况下——比如年轻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所面临的情况——家庭形成的强压氛围逼他成为一名作家，但内心的声音却敦促他勇敢地逆流而上，从事另一种职业，我们该怎么办？[32]在做出关于选择伴侣或定居地点的决定时，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困境。

我们倾向于带着怀疑和恐惧表达我们的感觉；我们对它们的指导和忠告缺乏信心。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必须谨慎处理的偶发事件。比起在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模糊的感觉的暗示下开始一种新的和不同的生活形式，我们更容易接受和遵循我们所处环境的保护性惯例。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毫不留情的诱惑，要我们把自发的感情放在一边，而倾向于理性的反思。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生活应该从头脑出发，很少从内心出发。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冲突，看似安全与危险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将一直持续，直到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果断立场支持或反对的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威廉·巴雷特对E.M.福斯特（E.M. Forster）文学作品的观察似乎是正确的：“对情感的误解——根植于通俗语言，并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技术著作中得到了阐述——是我们文化中更具灾难性的一部分。”我们说激情是盲目的，没错，但往往我们会发现盲目的激情被一些狂热的思想所污染。那些不习惯凭感觉生活的人，其感觉通常是盲目的。另一方面，在某种情况下没有适当感情的完全理性的人难道不是最盲目的人吗？[33]盲目、狂热的思想往往是由一项社会、宗教或文化事业创造出来的，人们认为这项事业很重要，值得为实现它展开一场一心一意，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这一思想也可能导致某些人脱离现有的生活条件，加入一个提倡颠覆性和暴力行为的群体。在人类历史上如此频繁出现的狂热者的盲目性，是由于他们无法把这种思想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无法评估它的真正价值和对更广泛的群体的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们的感觉也可能是盲目的，因为可能的道路缺乏清晰明显的轮廓。面对在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决定忽视我们的理性及其所有的警告信号，我们会失败吗？我们徒劳地寻找明确的理由来指导我们，只是觉得这是适当和有意义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感觉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尽管它们提供了（如果没有被狂热的理性污染的话）一些好处，即让我们能够全面接受复杂的情况，以及表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寻求的经验的统一性。最终，就像我们发展其他人类能力一样，我们也会在感觉方面变得更加敏锐：我们越依赖它们，就越确信它们的指引是清晰而准确的。具体的生活情境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让我们对内心的信息有更清晰的洞见，并增强我们对其的信心。

当决定关乎职业、配偶或宗教时，理性的逻辑与心灵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就显得相当尖锐。它在一个人达到成熟阶段时出现，通常涉及对年轻人的自发性、激情和创造性冲动的忠诚，以及对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清醒和现实的接受之间的冲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感受的愿望与遵从社会角色的压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折磨，甚至使人衰弱；一个坚定的决定和相应的对内心力量的认识可以带来解脱。减轻这种痛苦的另一种方式是逐渐地融入日常生活，忘掉生活在其中的诗人或让其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