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晚年立嗣顾命问题之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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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深研孙吴历史，认为：
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孙）和而复宠（孙）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笔记》中亦言：
惟大帝（指孙权）号称贤主，而太子（孙）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他们都看出了孙权晚年“坐生乱阶、自构家祸”，而且牵涉面极广，在“昏悖”“酷烈”的表象之下似乎又深藏用意，令人有些捉摸不透。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里记载：
初（孙）权既立（孙）和为太子，而封（孙）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国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于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分别看清孙和的“东宫党”和孙霸的“鲁王党”各自的名单：“东宫党”这边，有陆逊、顾谭、朱据、诸葛恪、滕胤、施绩、丁密等高官；“鲁王党”那边，有步骘、全琮、吕岱、吕据、孙弘等要员。在这两份名单当中，“鲁王党”这些骨干成员于“两宫夺嫡之争”中无一人受损，均是全身而退；而“东宫党”这些重臣，却是多遭孙权的严厉制裁—陆逊被孙权遣中使逼责而死，顾谭及其兄弟被流放交州，朱据先贬出京而后被半途追杀，惨不忍睹。
但我们研判一下陆逊、顾谭、朱据这三人的门户背景，却发现他们均出身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并在该集团中为首领人物。于是，一个明确而惊人的答案跃然而出：原来，孙权故意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引诱“陆、顾、朱”江东三大本土士族出头参与，然后对他们分而削之、压而抑之。对这个结论，三国史学家们几乎俱有研究，而且其中还不乏精深之见解。
不过，大多数的三国史学家只是止步于这个结论，却不曾“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对孙权为什么要在立嗣之争中专门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为什么其他派系的首领们却能全身而退、为什么后来又赐死鲁王孙霸以及“两宫之争”结束之后的后续立嗣进程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并未深入剖析，而只是用“昏悖”“酷烈”等评价性词句给孙权晚年立嗣顾命之重大问题草草画上了句号。
笔者则认为，孙权晚年的立嗣顾命之所有举措背后皆蕴含着精密而深远的政治谋算。孙权当时已年届七旬，掌权执政五十余年，目睹了刘备“白帝托孤”、诸葛亮剪除李严、魏文帝“嘉福殿顾命”、魏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内讧、“高平陵事变”等一系列事件，遂以它们为龟鉴，结合吴国自身的现实权力格局情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立嗣顾命之大事做出了种种动态化布局，力求面面俱到、万无一失。然而，俗话讲：“人算不如天算。”孙权虽然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终因现实时势的急剧变化，让他的所有布局都一一落空了。
而这一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演变过程，笔者在此尽量贴近史实地描绘出来，以供读者探而索之。
孙权于赤乌八年至赤乌十三年的立嗣布局
孙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正是孙和与孙霸“两宫夺嫡之争”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但他俩万万没有料到，超然在上的父皇孙权早已对这一场立嗣之争和本末底细洞若观火，并有了全新的想法和谋划。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记载：
（孙）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于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已然明白：如今“两宫夺嫡之争”既然如此激烈，孙和立则孙霸一派必危；反之，孙霸立则孙和一派亦危。毕竟孙和、孙霸都是自己的儿子，孙权还是希望他们两不相危。而使他们“两不相危”，孙权就只能将他们“两不得立”。那么，便只有“改嗣”—改立第三个东宫候选人为太子。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参与夺嫡之争的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双双废除，改立第三者晋王李治为嗣，以维护宗室的手足相安。
同时，孙权觉得“两宫夺嫡之争”的战火既然已经燃烧起来了，倒也不妨把它看作一个重要的契机—一个对朝廷原有的权力格局展开“大洗牌”的契机。
在“两宫夺嫡之争”前的孙吴高层权力格局情况是这样的：宗亲派武将集团、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三股势力共同撑起了吴室皇权。可是，孙权观察到曹魏内部的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已经急剧膨胀到威胁皇权的地步，这让他触目惊心。他反观本国的内部情形，察觉到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在暗暗坐大—“陆、顾、朱、张”四大家族的子弟姻亲几乎遍布吴廷上下，潜在势力极大。于是，孙权对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猜忌之心。他不想见到第二个吴国的“司马懿”出现，便借着这一场“两宫夺嫡之争”的契机，实施了自己狙击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的谋略。
其实，“鲁王党”的势力原本十分脆弱，根本不能与“东宫党”相比。而孙鲁班、全琮夫妇作为外戚派势力代表，是孙权默许他们加入“鲁王党”的第一股势力。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越骑校尉吕据、中书令孙弘等名将要员，若无孙权的暗中授意，也是不可能无故支持鲁王孙霸的。孙霸本人也拿不出什么条件可以“蛊惑”他们。所以，归根到底，这都是孙权隐在幕后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这出大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孙权以明面上的“两宫夺嫡之争”为陷阱，以孙和、孙霸两个儿子为“诱饵”，以孙鲁班、全琮父子和旁系宗室孙弘、孙峻等人为“黑手套”，以步骘、吕据、吕岱等其他派系重臣为助手，实施了一场对江东本土派首领们“定点清除”的残酷围剿。在这场无形的围剿中，陆逊被逼死、顾谭兄弟被流放、朱据被赐杀，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实力大损，再也无法参与吴室最高“权力游戏”的角逐。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顾雍的长孙、顾氏一族的新秀骨干顾谭所遭受的打压来进一步说明孙权的用意。顾谭在“两宫之争”中的职位是太常之官。太常之官是吴廷一个关键性的职位。孙吴名臣潘濬就曾经担任过太常卿，众人皆以为他必将接替顾雍出任丞相。《三国志·吴书·潘濬传》就写道：
黄门侍郎谢厷语次问（吕）壹：“顾公（雍）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问：“若此公免退，谁当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无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语近之也耳。”厷谓曰：“潘太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代顾公，恐明日便击君矣。”壹大惧，遂解散雍事。
而今，顾谭身居太常之位，明显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所青睐的候选接班人。到了“两宫夺嫡之争”的尾声，孙权却将他流放交州，把他的太常之位转授给了身为帝婿的滕胤。而滕胤后来果然以外戚派代表的身份入列新帝辅政班子。这一系列的动作，将孙权竭力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的用意表现得毕露无余。
祖父（顾）雍卒数月，（顾谭）拜太常，代雍平尚书事。（摘自《三国志·吴书·顾谭传》）
最后，孙权用步骘取代了陆逊的丞相之位，用吕据取代了朱据的骠骑将军之职，又以流寓派士族集团新秀骨干诸葛恪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陆）逊领荆州事”。（摘自《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在这一次吴室最高阶层的“权力大洗牌”中，江东本土派势力被完全踢了出去。
当然，孙权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信任其他派系的大臣们。他为了试探诸葛恪的忠心，以“贬黜朋党”为名，将投附孙霸的诸葛恪之长子诸葛绰交付给他，“令更教诲”。而诸葛恪也毫不含糊，立即鸩杀诸葛绰以自证忠节。对此，孙权甚为满意，于诸葛恪的倚重之情愈来愈盛。
当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遭到严重摧残后，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初就“紧急刹车”，制止了“两宫夺嫡之争”。鉴于鲁王孙霸野心勃发、不择手段地害兄夺位，孙权狠下心来将他赐死。“鲁王党”的一些小角色，例如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全被孙权诛杀，当作是对拥护正统的礼法派人士们的一个交代。同时，太子孙和也被幽禁而废。
此刻，究竟立定谁为嗣君，成了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牵动着吴室诸臣的政治神经。
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冬至太元二年的立嗣布局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十一月左右，在太子位空悬了两个多月之后，孙权做出了这一生最为重要的一个决断：立年仅八岁的幼子孙亮为东宫太子。
在此之前，他仔细思量了一番。在他的皇子当中，还有孙奋、孙休及孙亮三个可以入列东宫候选人。但孙奋为孙霸之胞弟，素来暗怀野心，选他就等于选孙霸，所以他被第一个排除出局。孙休个性沉稳，但他的母族从来不为孙权所宠信，而且孙休之妻又是朱据的女儿，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关系甚密，所以孙权也不会选他为嗣。那么，最后的候选人就只剩下孙亮了。
孙亮太过年幼，这是他最大的劣势。可是孙亮背后有孙鲁班等人的全力支持，其妻又为全琮的侄儿全尚之女，是外戚派集团所中意的东宫人选。且孙亮的母亲潘夫人出自罪人之家，与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毫无瓜葛，背景十分单纯。综合种种考虑，孙权只得立他为嗣。
但是确立孙亮之后，孙权始终还是放心不下的。不久前发生在曹魏的“高平陵事变”强烈地触动了他。他感觉自己若是立定孙亮为嗣，就极有可能让“高平陵事变”这样的悲剧在吴廷重演！毕竟，“主少国疑”“主少臣强”，是历朝历代灭亡之覆辙啊！西汉末年幼帝在位，结果被王莽篡了大位；东汉末年幼帝在位，结果竟酿成董卓之乱。这些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孙权再一次犹豫了、动摇了。
太元元年（公元251年）十一月，孙权得了风疾。在重病中，他意识到原太子孙和并无过错，于是想召回孙和重新改嗣。
此时，以孙鲁班为代表的外戚派集团和以孙峻、孙弘为代表的宗亲派集团已经与孙和变成了死敌，怎会允许他复立太子之位？！他们一齐向孙权施加压力，逼迫孙权停止妄想，仍以孙亮为嗣。
这个时候的孙权，实际上已是重病在床，根本无法正常行使皇权。他纵有自己的独立之见，也难以落实。于是，召回孙和之事无疾而终。孙权最后一次扭转大局的努力归于失败。
他卧病在床，无力改变和无力制约的事情还有很多：孙鲁班、孙弘等人为了防止孙亮的母后潘氏坐大争权，于是联手暗杀了她，使孙亮愈发依赖自己的姻戚—全氏一门。皇权的根本已然岌岌可危。
孙权既已明白确立孙亮为嗣之事实不可逆转，他只有接受现实，苦心孤诣地谋求建立起一套最优化的权力制衡体系，为孙亮提供一个合适的辅政班子。
第一，他最终确定了诸葛恪为首辅大臣。擢拔诸葛恪为首辅，孙权是经过反复思量的。他也嫌过诸葛恪的性格“刚狠自用”，但先前原太子孙登临终遗表里，就将东宫所交之友中的诸葛恪列为首位，称他为“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又加上宗亲派首领孙峻大力推荐，再结合诸葛恪杀子以明忠的表现，孙权终于决定他为顾命首辅大臣，并出任太子太傅。
第二，为了防止诸葛恪权势过重，孙权又以宗亲派首领孙峻、孙弘和外戚派代表滕胤三人共为辅政大臣，以“三对一”的方式来制衡诸葛恪。
第三，为了提高辅政班子的广泛性及忠诚度，孙权最后又调取了出自大内宿卫体系的吕据为末位辅政大臣，由他出任孙亮的太子右部督，专职贴身护卫孙亮。至此，孙权为幼帝孙亮搭建的辅政班子完全成型。
即使如此，他依然不能完全放心。为了从外部制约整个辅政班子，孙权使出了最后一招：以藩王居外而拱卫帝室。他“立故太子（孙）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子（孙）奋为齐王，居武昌；子（孙）休为琅琊王，居虎林”（摘自《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三位成年藩王全被安插到“江滨兵马之地”。依照孙权的构思，他们可以在吴室危急的关键时刻举兵入京勤王护驾。
完成了这四步布局，孙权自觉已经做到了吴室权力制衡体系的极致。到了这时，他才感到自己似乎可以安心地去世了。
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刚一驾崩，他这一系列繁复而又细致的身后布局很快就“散架”了。
孙亮登基后的遗留问题及皇权危机
孙权在确定诸葛恪为首辅大臣之际，就很清醒地认识到他有着“刚狠自用”的缺点，不适合入相辅国。但在孙峻等宗派集团首领的竭力保举之下，他只得勉强俯从了。
其实，诸葛恪“刚狠自用”这个缺点，如果放在他还是一方将领时，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若是他此刻已然坐拥相权，那么这个缺点便容易恶性膨胀、流为大患而害人害己。
果然，幼帝孙亮刚一登基，诸葛恪刚一执政，他就引发了两起恶性事件。一是他不经讯问，便以强硬手段擅自处决了另一位辅政大臣、中书令孙弘。或许孙弘真有对诸葛恪不利的想法，但诸葛恪对他的处置亦应该如同他的叔父诸葛亮处置李严一样依其罪状及供词而免官禁锢即可。他的“以暴制敌、擅杀天下”，开启了后边吴国辅政大臣“自相残杀”的先河。
二是他为了便于自己独断专行，公然违背孙权的遗诏，把齐王孙奋、琅琊王孙休等两位藩王从“江滨兵马之地”调离。《资治通鉴》里写道：
（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孙）奋于豫章，琅琊王（孙）休于丹阳。
这期间他又唯独漏掉了原太子孙和，让他继续留在长沙，显得有些不公不平。孙鲁班、孙峻等曾经反对孙和为嗣的人们难免会联想到：诸葛恪先前在“两宫夺嫡之争”中拥立过孙和，且又是孙和之妃张氏的舅舅，他如此厚待孙和，莫非另有企图？从此，诸葛恪在朝廷内外于无形中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政敌。
而且，更令朝臣们心生忌惮的是，自孙弘死后，诸葛恪在整个吴国辅政班子里便成了彻彻底底的“一枝独大”：滕胤和他是儿女亲家，他俩是天然的“政治同盟”；吕据又和他同属流寓派士族集团，不会与他为难。而剩下的唯一一个宗亲派代表孙峻又只是武卫将军，手头仅有为数不多的禁军，远远不及诸葛恪坐拥雄师。所以，长此以往，诸葛恪必将发展成为吴国的司马懿。
本来，在这套辅政班子之外，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可以制约诸葛氏的。“陆、顾、张、朱”四大家族只要有一两位精英代表入列辅政班子，吴国的最高权力格局就不会偏倚失衡。但孙权生前自毁长城，刻意将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排斥疏远，又怨得谁来？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里记载孙权当年曾经公开评论过曹丕的“嘉福殿托孤”之事而道：
闻任陈长文（指陈群）、曹子丹（指曹真）辈，或文人诸生，或宗室戚臣，宁能御雄才虎将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专，则其事乖错。如昔张耳、陈馀，非不敦睦。至于秉势，自还相贼，乃事理使然也。又长文之徒，昔所以能善守者，以（曹）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曹）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陷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段评语结果竟在他自己身后的吴国辅政班子里完全应验了：诸葛恪独掌大权不久，在对魏国的合肥新城攻坚战失败后威名顿损，加之他隐隐暴露出复立原太子孙和的企图，被孙峻、孙亮采用行刺狙杀的手法除去；孙峻执政没几年也暴病而亡，临终却将首辅大臣之权擅自转授给自己的堂弟孙；滕胤、吕据等人不甘不服，准备联手废掉孙，反被孙借机铲除。孙专制朝政之后，又对吴主孙亮不恭不敬。孙亮按捺不住，意欲联合孙鲁班和全氏一族消灭孙。不料，又被孙反扑成功，孙亮遂被废除天子之位。至此，孙吴高层权力内斗达到了极端恶劣的地步。孙权生前的顾命托孤之布局被打得粉碎。若不是孙仅有二十六岁，资历太浅、功德太薄、民望太低，他肯定会成为吴国的司马师、司马昭。
尽管孙吴后来有了孙休意外崛起而稍稍做了些许拨乱反正之举，但吴国已是因为频繁而激烈的权臣内斗而几乎耗尽了元气，终于如同江河日下，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覆亡。
那一年，江东有童谣纷纷泛起：“庚子岁当头，青盖入洛阳”；那一年，吴国末帝孙皓走投无路，只得亲笔向逼临石头城下的晋军写下了求降书；那一年，在孙吴卫国的最后一战中，却全然没了江东本土世家精英们的挺身而出。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孙权那份临终时的顾命辅政大臣名单之上：他缺掉了最关键的几个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