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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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用人立国的“得”与“失”
明末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讲过：
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
他认为，正是孙权富于知人之明，选用顾雍、陆逊等人为群臣领袖，这才奠定了江东鼎立之业近六十年的坚实基础。所以，《三国志·吴书》记载：
魏文帝（指曹丕）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直接证明了孙吴旗下人才济济，令强敌也不敢轻易侵犯。孙权本人曾言：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大部分时间也是这么做的。故而，他凭借自己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才，“举贤任能、各尽其心”，这才抗魏拒蜀、卓然而立，实属难能可贵。
但孙权用人立国，既有其四大长处，又有其四大弊病：在创基立国的早期、中期，他的长处发挥得多、弊病克制得住，所以群策群力、屡战屡胜；到了晚年，他的长处发挥得少、对弊病克制不住，就出现了“两宫夺嫡”“朋党交争”“立嗣之危”等各种败笔。
在此，笔者一一剖析。
首先，我们来详细谈一谈孙权早年用人立国的长处。
选贤用能，以“准”见长
江东基业既定，而国之首辅最为重要。孙权舍张昭而任顾雍，足见其选贤之精准。他自己说得对：
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指张昭）性刚，所言不从，怒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他认为张昭性刚而固执，是非太过分明，难以容人之异议，亦难以谅人之小过，会激化群臣内部矛盾。而顾雍为人宽厚沉稳，“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适莫”。这展现了他的公平性。同时，顾雍“于公朝有所陈及，辞色虽顺而所执者正”。又展现了他进言、办事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得较好。所以，他选对了顾雍为相，以致政令平和、刑赏宽简，使国之根基立于厚实之地，非浅局薄德之袁绍、袁术可比。
在对外征伐之上，他选任的三位西翼主将：鲁肃、吕蒙、陆逊，亦是各有千秋。当与刘备集团联手抵抗曹操之时，他选用“临事不苟”的鲁肃，以大局为重，调和了刘备集团和孙吴集团的矛盾，令曹操在外无隙可乘；当与刘备集团不得不因重大战略利益而刀兵相见之时，他又选用“筹略奇至”的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一举拿下荆州，巩固了江东的整体利益；当与来势汹汹的刘备硬碰硬接之时，他又选用文武双全的陆逊，以持重而伺机，用“火攻”之策击溃了刘备四十余座连营。由此可见，孙权对于在什么时机、什么地方应该使用什么样的人才来克敌制胜，一向是谋算得十分精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丝毫不亚于曹操和刘备。
任人授权，得“专”而彰
陆机曾作《辨亡论》评价孙权道：
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
实际上指出了孙权在任人授权方面素来是放手使用、专一不疑的。
例如《三国志·吴书·孙皎传》里记载：
后吕蒙当袭南郡，（孙）权欲令（孙）皎与蒙为左右部大督，蒙说权曰：“若至尊以征虏（指征虏将军孙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禽关羽，定荆州，皎有力焉。
又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写道：
时事所宜，（孙）权辄令（陆）逊语（诸葛）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刘）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他这样做的效果就是：以专人而行专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牵绊，最大限度地提高办事效率。
另外，当有人从中行谗离间之时，孙权亦能洞明无疑、不受欺蔽。《三国志·吴书·诸葛谨传》记载：
时或言（诸葛）瑾别遣亲人与（刘）备相闻，（孙）权曰：“孤与子瑜（诸葛瑾字子瑜）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他还大胆起用诸葛瑾，“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使诸葛瑾以下的流寓派士族们从此安下心来，共保江东。
育才培基，由“勤”而成
孙权创立吴基，以“用众力、用众智”对抗魏、蜀，本着“人一己百”的原则多方培育各类人才以充实军国之用。
例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引用《江表传》记载：
初，（孙）权谓（吕）蒙及蒋钦：“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潘眉注曰：是时谢承《后汉书》尚未成，吴主所谓“三史”指《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事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指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三国君主之中，亲自教导臣下阅书开智者，孙权可谓第一人。而且，他不单是在卿士大夫的个体化培养上痛下功夫，对江东本土化士族的群体化栽培也是不遗余力。《世说新语》里写道：
吴四姓旧目有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张、朱、陆、顾”四大士族都是吴郡人氏，都是孙权的同乡，对稳固孙氏基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四大士族与中原名门世族自有其深远渊源不同，基本上都是孙权以皇权一手拱托而起的：
顾氏一族以顾雍为首，只有其曾祖父顾奉一人当过汉朝颍川郡太守，他的家族是在易汉入吴之后才兴盛起来的；
张氏一族以张温为首，其祖上未有高高厚名，从他的父亲张允担任孙权幕府的东曹掾起，他的家族才在仕途上崭露头角；
陆氏一族以陆逊为首，其祖陆纡曾任汉朝城门校尉，其父陆骏曾任九江县都尉，发迹得比其他三大士族较早较好一些，但他的家族后来达到“一门出二相、五侯、十余位将军”的鼎盛状态也是在易汉入吴后实现的；
朱氏一族以朱桓、朱据为首，其祖上更是寂寂无闻，他们完全是凭借部曲武力追随孙权南征北战而以军功发家旺族的。
由此可见，这江东本土四大士族先前休说“四世三公”，就连中原名门世族“三世二千石”的基本标准也未达到。他们的勃然而兴，均由孙权全力促成，授任陆逊、顾雍为丞相之荣，又提拔张温为选曹尚书，放手使用朱桓、朱据为方面大将，并带动他们的子弟嫡亲大面积地入仕吴室。这才使四大士族形成了吴国政权的四大支柱。
并且，他们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还自觉地塑造出了“文”“武”“忠”“厚”的独特门风，令吴主“取文则用张、举武而用朱、纳贤则用陆、行厚则用顾”，深度影响了吴廷人事选任之导向。
吴国若能一直以此四大士族为根底而拱卫皇权，岂非与东汉一朝相媲美乎？
可惜，后来张氏一族因卷入“暨艳一案”被废，剩下的“陆、顾、朱”三大士族又遭“两宫夺嫡”之祸而牵连受挫，使得江东元气大伤。但也亏了陆氏一门后续有陆凯、陆抗等匡济时艰，与孙吴国运相始终：直至陆抗死后，司马氏才能乘隙灭吴。这亦可以归功于孙权生前孜孜不倦的育才培基之举。
奖赏激励，以“实”为本
孙权对有功有为的臣下通常是不吝赏赐、毫无迟滞的。他素不以虚荣而鄙人，专以实惠而服人。
例如《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全）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又记载：
（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曹）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孙）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
在吕蒙袭取荆州之后，《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写道：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试想，若遇到这样一位奖励十分到位、体贴细致入微的伯乐型领导，谁会不尽心竭力为之效忠呢？
综上所述，孙吴政权在三国鼎立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继曹魏、蜀汉之后直至最终一个被灭国，完全在于孙权以各种手法“用贤任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将“人和”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才撑起了江东顶上的这一片天空！
但是，随着晚年他对身后之事焦虑愈多，他的用人行事变得愈发烦苛，对臣下的猜疑防制也愈加严重，终于酿成“两宫夺嫡之争”和“三大士族俱废”之大错，为孙吴政权亲手埋下了种种隐患。
总结起来，他在晚年的用人方略上存在着“四大弊病”。
信用酷吏而压敛臣权
孙权在开基建吴之后，一时自以为外无大敌、内政平和，遂开始着意贪求强势皇权，对臣下的职权多方侵蚀。
他仿效曹操，大张申、韩法家之术，设置“校事府”，提拔各类酷吏，对臣下百般牵制。《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写道：
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顾）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三国志·吴书·潘濬传》也记载：
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
吕壹等人其实只是孙权用以压敛臣权的政治“黑手套”。他在晚年启用这些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压公卿大夫而扩张吴室皇权。像魏国内部陈矫竟敢据理抗君、孙礼竟敢违旨行义等现象，孙权是决不容忍类似情况出现在自己吴廷之上的。但酷吏们“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摘自《三国志·吴书·步骘传》）等劣行也进一步恶化了孙吴的君臣关系，造成政局动荡，容易引发内讧外患。
宽于武将而苛于文臣
孙权在对待文臣与武将两个群体时，所采用的手法是迥然不同的。他对武将较为偏重，故而对他们的违法乱纪之举多有宽纵，甚至是不闻不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
（全）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朱）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记载：
（吕范）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孙）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写道：
（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
但对待文臣儒官，孙权往往则是执法从严、毫不手软。例如《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记载：
（孙）权既阴衔（张）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
实际上，张温一介文吏，无兵无权，仅有虚名在外，又无违法犯罪之迹，孙权却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之，实属滥权。《三国志·吴书·陆绩传》又写：
孙权统事，辟（陆绩）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
孙权只因怕了陆绩“直道而行”，就把他远放郁林郡，可见他的容人之量终是不广。《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又写道：
（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醉徒之语，确无分寸，但也不必太过较真。然而孙权却抓住这些醉言醉语，将虞翻流放外地，难逃“严苛”之名。
他宽纵武将，后来造成各地“私家军”泛滥，而令皇权难有依托；他苛待文臣，后来酿成“两宫夺嫡之争”与“三大士族俱废”等恶性事件，使名士大夫与吴廷离心离德，终至皇权孤立而溃。
蔽于私爱而暗于大体
晚年的孙权很少有壮年之际的冷静与清醒，时常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头脑。他的长女孙鲁班，人称“全公主”，腹有权谋而居心不正，因与太子孙和及其母王夫人有隙，遂“欲废太子、立鲁王（孙霸）”。像她这样怀有私怨而介入立嗣之争的人，除了坏事、添乱、火上浇油，又有何用？孙权稍为理性一些，本应该是对她拒而远之，不留给她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可是，孙权却溺于私爱，因孙鲁班为自己的“掌上明珠”，遂丝毫不加节制，对她言听计从，受谗而枉害太子孙和，动摇国本，酿成“两宫夺嫡之祸”。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了孙鲁班谗害孙和母子的全部过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孙鲁班）有隙。（孙）权尝寝疾，（孙）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在这期间，孙权不加核实便轻信了孙鲁班的所有谗言，可谓昏聩已甚。
同时，在他身边，执掌机密要务的吴国中书令孙弘亦是一个“佞伪险诐”（摘自《三国志·吴书·张休传》）之徒，在“两宫夺嫡之争”中先后谗害了东宫派张休、朱据等大臣；在接受孙权遗诏辅政之后，他又想除掉同为辅臣的诸葛恪而专权独裁。孙权晚年竟与此等奸徒为伍，不疑不弃，反倒信任有加，又如何不会种下无穷后患？
重于流寓而轻于本土
自开国以来，孙吴政权本有三大支柱：一是宗亲派武将集团，以孙静、孙贲、孙辅等及其子孙为主干；二是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以周瑜、张昭、诸葛瑾父子、吕据父子等为主干；三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以陆逊、顾雍、朱据、张温等四大士族为主干。
在孙权掌权的早期，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是他的政治后盾，所以才有“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说法。到了中晚期，孙权大力推行“吴室政权江东化”的方略，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渐渐成了他的权力支柱。这时候，“内事不决问顾雍、外事不决问陆逊”成为他的政治常态。
直至孙吴赤乌年间，孙权有鉴于曹魏政权被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喧宾夺主”的现实状况，唯恐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会坐成大势，于是刻意挑起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两宫夺嫡之争”，将“陆、顾、朱”三大士族卷了进来，然后借宗亲派、外戚派（指孙鲁班和她背后的步氏家族、全氏家族）等两大势力集团之手狠狠予以打击，逼死陆逊、流放顾谭兄弟、赐死朱据，使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元气大伤，从而导致吴廷的权力格局严重失衡。
孙权原来很武断地认为：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根基单薄，易于操控，所以要重点扶持；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根深叶茂，难以制约，所以要重点防范。但他没料到自己刻意压下江东本土派集团，又强行推举外来流寓派集团登上历史前台的中央大位，却终是难以制衡以孙峻、孙堂兄弟为首的宗亲派集团侵吞皇权，并导致少帝孙亮被无过而废的恶性事件发生。他“重流寓而轻本土”，令吴室的权力根基“本末倒置”，一直内乱频频、难得安定，祸莫大焉！
历史上任何一位英主明君，无论是秦皇汉武也罢，还是唐宗宋祖也好，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孙权亦不例外。在早年，他曾是“仁而多断”的明君；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苛而多猜”的昏君。在早年，他曾是“好侠养士”的英主；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好杀嫉士”的庸主。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
不过，他用人立国，既有“四大长处”，又有“四大弊病”，可算是为后人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后人借而鉴之以扬长避短、励精图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