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双高”时期的巅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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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临近末世之时，确实是多灾多难：好不容易刚刚平定了西凉羌乱，声势浩大的“黄巾之乱”又爆发了。随着这场席卷半个中原的大动乱，西凉武人集团在第二代核心人物皇甫嵩、董卓的带领下，登上了比从前更为广阔的时代大舞台，将其巨大的影响力从边疆之域投放到了王朝腹地。
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儿，是皇甫一系西凉势力的天然接班人。董卓则是张奂一手栽培出来的，是张奂一系西凉势力的实际继承者。《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记载：“并州刺史段颎荐（董）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说明董卓与段颎一脉亦是渊源颇深。
他俩能谋善战，都是西凉武人集团新一代的掌舵者。皇甫嵩的名字“嵩”里具有“高”之寓意，而董卓的名字“卓”字也具有“高”之寓意。皇甫嵩的家乡凉州安定郡和董卓的家乡凉州陇西郡之间只隔着一个天水郡的距离。所以，笔者称他俩为“关陇双高”。但他俩在政治取向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也代表着西凉武人集团里的两股分流，各自有其命运和轨迹。
“黄巾之乱”骤起，《后汉书·皇甫嵩列传》里记载：
（灵帝）召群臣会议。（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灵）帝从之。
一向刚愎自用的汉灵帝竟能听取皇甫嵩的建议，恐怕是出于借重皇甫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之势力以平贼定乱而不得不赏他“金面”的。这一事件，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已有改写朝廷“话语权”的重大实力。
在后面平定“黄巾之乱”中，皇甫嵩和董卓各显身手，各立其功，各扬其名。他俩麾下的西凉武士精于骑射、长于戈矛，骁猛出众，哪里是少经沙场的黄巾军等所能硬抗的？汉廷主要就是凭借西凉武人集团和中原应募义军这两股力量而最终荡平黄巾乱军的。在此之中，皇甫嵩以其兵谋之长，甚至获得了比董卓更大的战功。是他用计攻破了“黄巾军”首领张梁、张宝，“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他的功勋名望，达到了当世诸将之巅峰。
可以说，在具体的军事才能上，“关陇双高”之中的皇甫嵩确是远远超过了董卓。然而，在政治野心、招揽人心等其他方面，董卓就远远胜过了皇甫嵩。从后面二人各自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皇甫嵩始终只是良将之材，而董卓则是真正的雄霸之器。
黄巾之乱扫平之后，皇甫嵩、董卓和他俩身后的西凉武人集团从此为天下士民所瞩目，堪称一股几乎可以左右朝局的强大势力。
第一个预判出西凉武人集团之重大价值的，是西凉首席谋士阎忠。虽然他仅居县令之卑职，但目光之远大、谋略之宏伟，在当时全天下的名士能臣之中也是鲜有人及的。他径自找到皇甫嵩，毛遂自荐，游说他“建非常之功，移神器于己家”。《后汉书·皇甫嵩列传》对这一幕做了精彩描述。
（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
嵩曰：“何谓也？”
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间，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业，利剑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势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麾足以振风云，叱咤可以兴雷电。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群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势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坂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
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势。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不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皇甫嵩深受其叔父皇甫规的影响，个性行事偏重于清流名士之风，而少有刚猛雄劲之气，不贪权势，“不居不伐”，所以他不可能听从阎忠之谋而坐拥西凉武人集团犯上作乱。礼法和名教，成为他内心深处的“雷池”。
阎忠的进言，其实也不是孤立的。他代表了西凉武人集团里正在膨胀的一股恃强而骄、敢为大事的激进派势力。但这股势力要想“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还需要另觅他人为“操盘手”。
当时，洞察出西凉武人集团所潜藏之巨大实力的，并非阎忠一人。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羌人北宫伯玉、边章、韩遂等在三辅一带兴兵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率破虏将军董卓、荡寇将军周慎，共诸郡兵马十余万前去征讨。
张温临行之前，其友人张玄前来游说，也劝张温挟董卓及西凉武人集团而“行非常之事”。《后汉书·张玄列传》里这样写道：
（张）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张）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以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
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
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
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
张温的拒绝是有道理的，他出身于关东南阳人氏，仅以一纸诏书而任董卓及西凉军团之主帅，怎么可能将他们收为己用？西凉武人集团已有“私家军”的征兆，任何外来将帅都未必驾驭得了。
不过，连身在蜀郡的名士张玄都看出了西凉武人集团“奇货可居”，那些朝廷的中枢之臣显然也会逐渐反应过来，对这样一股强大势力不得不妥为制衡。
汉灵帝在末年时，就对西凉武人集团深以为虑。如果西凉武人集团掌握在皇甫嵩这样的忠臣良将手里还好说，万一他们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了呢？
他的忧虑不是凭空而来的。西凉武人集团现阶段确实落到了“别有用心之人”的手里，而这个“别有用心之人”正是董卓。
董卓在协助张温平定边章、韩遂之乱时，于用兵方略上自作主张、我行我素，对主将张温颇有不恭。而张温是代表洛阳朝廷来统领西凉武人集团的。董卓不把他放在眼里，就等于是把朝廷也不放在眼里了。所以，汉灵帝和东汉朝廷不得不对董卓暗生疑忌。
当然，我们从后边的史实来看，董卓其实是和时任大将军的国舅何进、太傅袁隗叔侄等在同一阵营的。何进、袁绍还召他带兵进京就铲除宦官一事向何太后施压。那么，与他敌对的，自然是以张让、段圭为首的宦官集团势力。于是，宦官们想通过汉灵帝之手把董卓和他的西凉武人集团抽离出来，亦是符合历史之逻辑的。故而，在那样的时势下，只有宦官集团是支持汉灵帝对付董卓的主要力量。但也正是宦官集团，他们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又怎能硬斗得过董卓和西凉武人集团？
果然，朝廷颁下一道圣旨，要调董卓入京担任少府卿。少府卿专管钱粮财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对普通官僚的吸引力亦是非常之大。然而，董卓却硬是一口拒绝了。他上书答复时明面上的理由是“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摘自《后汉书·董卓列传》）。但这些言语背后深层次的寓意是：西凉武人集团离不开他，如果他被强行调走，西凉武人集团便会生事作乱，其后果朝廷务必三思。当然，他这个理由也是有前例可据的。当年段颎就是有几次突然遭到临阵调换，而致部下的“湟中义从”叛而生乱。
他这暗含威胁的答复，显然激怒了汉灵帝和朝廷中的反董人士。汉灵帝再次亲笔写下玺书，强征董卓调防并州的同时，使出了一招“撒手锏”：由同为凉州籍的皇甫嵩来接收董卓旗下的西凉武人集团！你不是担心你调离后西凉武夫们会生事作乱吗？好，朕“以凉制凉”，用皇甫嵩这样不亚于你的“西州豪杰”，应该能够镇得住那些西凉武夫了吧？
纵观汉末历史，可以说只有汉灵帝这一次的玺书算是真正抓住了制服西凉武人集团的关键。只有皇甫嵩的威望才能与董卓旗鼓相当，所以只有他才是制衡董卓的最佳人选。换了谁去，几乎都很难。如果这道玺书能够彻底贯彻下去，西凉武人集团就根本不会得到威胁皇权、扰乱中原的机会。
可惜，那个时候的汉灵帝已是风烛残年，朝中也正面临着外戚、世族和宦官三方势力的决战时刻，“山雨欲来风满楼”，朝廷对地方实力派的约束力大不如前。而没有武力作为后盾的诏书，几乎就等同于一张废纸。加之董卓从自己布设在洛阳的“内线”（他的胞弟董旻此时在禁军中担任奉车都尉之职）那里肯定也清楚地知道了京中形势，所以他再一次抗旨不从，拒绝将自己部下的西凉人马转交给皇甫嵩，反而强调自己到哪里也离不开西凉人马，要带着他们一起到并州上任。
董卓这一次和朝廷“摊牌”式的举动，本已大大违犯了律法，身为此次事件的第三位当事方皇甫嵩竟未主动响应玺书而不追逼董卓，这是很令人费解的。笔者认为，皇甫嵩应该没能等来汉灵帝的下一道诏命，可能那个时候汉灵帝已经死了。而新执政的大将军何进、太傅袁隗叔侄又与董卓关系不错，不会追究董卓的责任，所以皇甫嵩又一次失去了全面掌控西凉武人集团的机会。他的错失良机，其实便等同于东汉王朝的错失良机。
此时此刻的董卓，亦未必有阎忠所游说的那样“行非常之事，立非常之功”之野心，但他和一切唯皇命是从的皇甫嵩不同，他一直坚持要将西凉武人集团这样的“国之利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退则可自保雍凉，进则可逐鹿中原。他也预料到：在朝廷中枢外戚、世族和宦官三股势力的激烈交战之中，他和他背后的西凉武人集团可谓举足轻重，左投则左胜，右投则右胜。甚至，他还更想进一步：坐收渔翁之利，独揽天下大权。于是，他在赴任并州牧时，带了五千亲兵同行，走走停停，“忽驻河东，以观其变”。
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确实是“忠而近乎愚”的皇甫嵩从来也不敢有的。董卓始终不甘成为别人的附庸，他要凭借西凉武人集团的势力开创一番大事业。
后来东汉政局的发展完全如他所料，何进把张让、段圭等宦官逼得太紧，宦官们不甘束手就擒，反将何进诱杀。袁绍、袁术等人以替何进复仇为名，“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张让、段圭等挟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逃出宫外，被卢植、闵贡追杀而亡。就在这时，董卓率三千兵马伺机而动，乘夜在半途截住少帝、陈留王，趁外戚、世族与宦官斗得两败俱伤之际，他一举夺取了何进兄弟所领的部曲，又收买吕布杀掉了执金吾丁原而吞并其部众，手法干净利落，反客为主，成了洛阳城中兵权最大的强者。
袁隗、袁绍、袁术、杨彪、王允等名士大夫虽然心有不甘，但董卓身后的西凉劲旅陆续开进京城，他们被压制得死死的，一时也发作不得。
董卓在西凉武人集团的强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施行新政：一是废帝立新；二是肃清外戚、宦官两大派系的残余势力；三是彻底废除党锢之令，对“幽滞之士”多所显拔，颍川鸿儒荀爽便是被他征召入朝而位列三公的；四是以礼法为本，以严刑重典治国理政。同时，董卓亦借此由太尉、相国而至太师，权倾朝野，不可一世。而当年与他同出凉州的皇甫嵩从此亦是屈居于下，对他折腰称服。
他的位高权重、他的威震四方，象征西凉武人集团终于从地方性割据势力跃升为全天下权力最大的当政集团。
然而，西凉武人集团固然兵强马壮，但在文治内政上却并不擅长。饶是董卓大权在握，也不得不与名门世族集团共治天下，将政事权力、人事权力与他们共享。
名门世族集团借机在关东绸缪布局，让袁绍出任渤海太守、韩馥出任冀州刺史、刘岱出任兖州刺史、孔伷出任豫州刺史等，各兴义兵，组成讨董联军，反戈一击。
董卓只得见招拆招，先杀了汝南袁氏一族的首领人物、袁绍的叔父袁隗以震慑天下，然后调遣徐荣、李傕、吕布等部下大将东进而敌之。《资治通鉴》里记载名士郑泰评论董卓、西凉武人集团：“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天下所畏者，无若并、凉之人与羌胡义从，而明公（指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犹驱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风以扫枯叶，谁敢御之？”果然，关东联军与西凉武人集团交战之下，败多胜少，连袁绍都起了作壁上观之念。若非孙坚、曹操之拼死力战，关东联军说不定早被西凉武人集团打散了。
后来，董卓见战局陷入胶着，自以为关中、陇西、凉州等地才是自己的发迹之处，是西凉武人集团的根本之地，便力排众议，迁都长安，以待后图。
到了长安之后，他以女婿牛辅屯安邑，以东中郎将董越屯渑池，以中郎将段煨屯华阴，李傕、郭汜、张济等将领布防各县要塞，封住了关东联军的西进之路。董卓终于感到自己安全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董卓还是一直想与名门世族集团好好合作，共治天下的。他对王允、蔡邕、杨彪、荀爽、郑泰等名士极尽笼络优容之能事。为了防止名门世族集团滋生嫌隙，董卓甚至只是把西凉武人集团内的中层人员全部安插到将校之职上，一个也没有出任公卿之位。即使是被西凉著名谋士阎忠盛赞为“（张）良、（陈）平之奇”的贾诩，亦仅被董卓封为讨虏校尉，留在牛辅身边辅佐他。
笔者在此设想：倘若董卓能够不拘一格将贾诩提升为自己的长史在身边出谋划策，他后来还会陷入王允、吕布联手布下的“内应连环计”而遇刺身亡吗？可惜，历史没有假设。董卓和他的西凉武人集团虽然称霸一时，却不能成为未来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那个主角，是属于目前方兴未艾、蓬勃而起的名门世族集团的。
一般而言，攀到巅峰之后，面临的便是急转直下的悬崖峭壁。董卓在长安城尚立足未稳，刚刚劝降了马腾和韩遂，正准备着谋划突击关东联军，就死在了吕布猝然刺来的那一记长戟之下！
西凉武人集团骤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主帅暴毙，群龙无首，近三十万西凉儿郎顿感昏天黑地，他们究竟是战是降、何去何从，一切都很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