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构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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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逐步形成多民族民间文艺研究格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鲜活的研究场域，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贵州等少数民族区域成为研究聚合之处，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学交融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民间文学工作恢复很快，尤其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民间文学“抢救”工作被强化，接着在全国很多地区开展了搜集工作。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积极参与全国民间文学研究对话，如1978年仁钦道尔吉、祁连休搜集整理了《蒙古族英雄史诗专辑》[39]，再如《蒙古族民间故事》《达斡尔族民间故事选》的搜集整理、编选等[4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积极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

1979年6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成都成立。同年7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申请：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优良的歌唱传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手。他们是本民族诗歌的创作者，也是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者。各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同人民群众保持着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人民而歌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抢救各民族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调动民间歌手踊跃创作、放声歌唱，发挥为“四化”服务的积极性……拟在八月底九月初联合召开一次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这次会议对于增强民族团结，提高民族自信心，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都会有重要作用。[41]

会议于1979年9月25日召开，来自十八个省（自治区）的四十五个民族的一百二十多位代表参加了开幕式。会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庆联结在一起。9月30日上午，参加座谈会的代表在总政招待所礼堂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表达了29日参加“人大会堂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的激动心情”。[42]这一类型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召开，歌手们“来北京开会，像进了一个大花园，大学校，学到了不少好经验……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编，大声地唱，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43]。

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44]正式成立。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会议的主要发言、宣传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以简报形式向全国发布。根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所言，“各专门学会，应该和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机构建立密切联系”[45]。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恢复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各学科的学术联络与导引作用得到延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成立后积极致力于各民族文学的编纂、民间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等；尤其是积极推动《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史诗的搜集、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举办全国性的格萨尔研究会，引起贺敬之等的关注，他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科学研究，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积极助推少数民族文学所提出的《加强〈格萨尔〉工作的报告》在全国范围内扩布。[46]另外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以及70年代末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恢复与发展中，周扬起了较大影响。1979年10月3日，周扬在“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上作了报告，他强调“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要加强”，并提出“要注意民俗学的研究”。报告完后，安徽农民歌手姜秀珍、青海花儿歌手朱仲录、广东黎族歌手符其贤、广西瑶族歌手潘爱莲、湖北工人诗人黄声笑、新疆哈萨克族歌手苏尔坦·马吉提、云南傣族歌手庄相、西藏藏族歌手边巴扎西、广西壮族诗人黄勇刹、新疆维吾尔族歌手夏满买提、内蒙古鄂伦春族歌手金迈、湖南土家族歌手田茂忠、贵州苗族歌手唐德海在会上即兴赋诗，并与周扬进行了交流。[47]1981年8月，周扬会见了出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年会的全体代表，并谈到有关民族文学的研究问题。他强调：

民族文学的研究还可以广一些。不但民间的，而且古典的、作家的，都要研究。大的民族，譬如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还有彝族，都有古老的文化，应该研究这方面的遗产……各民族的文化应同样受到重视……中华民族悠久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各个民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关于民族文学的借鉴交流，我们还是强调民族团结，互相交流，而不是民族隔绝，互相排斥。[48]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对全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引领与学科建设的影响可通过一系列研究成果和组织工作凸显，因篇幅有限难以一一列举。在此只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之编纂，对少数民族全国性学会的组织管理，通过编辑刊物、资料集等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国际交流工作等为例。

首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了主持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的任务。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启，它的推动与周扬关系密切。70年代末80年代初，周扬又多次提到要重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1983年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将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任务交给新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3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文学研究所报告批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任务，可移交给少数民族文学所。”[49]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工作的指导”，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对民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抢救上面”。同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决定组织全国各个省区的学术力量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1986年10月该项目被纳入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刘魁立、邓敏文主持。具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在文学发展中梳理“史”的线索；没有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则以当代采录的民间口头文学为主体撰写文学概况，如《赫哲族文学》《鄂伦春族文学》等，截至1999年年末共计出版46个民族的82种文学史。该项目与丛书对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就本质言是一种国家的学术行为，服务于建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意识形态”[50]，同时也为90年代末期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正如邓敏文所言：“从编写组的规模：由集体向个人转化，也可说明此项工作正在向着独创性的方向发展。”[51]90年代该所研究者邓敏文、关纪新、朝戈金等出版了多民族文学理论的著作。[52]21世纪初期，这一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全面推广。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还主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维吾尔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中国《江格尔》学会、《格萨尔》学会、侗族文学学会、东北满族文学学会，“对整个学科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组织及管理的作用”[53]。此外还积极参与或协同西藏、甘肃、云南等地举办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调查和民族文学作家创作、翻译等讲习班。1981年8月15—19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年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13个省、市、自治区的93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划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改旧编新”等问题。会议期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民委副主任江平等参加了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茶话会，会议最后钟敬文作了学术报告，贾芝作了总结报告。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将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科研工作的发展和繁荣”[54]。这一时期，西藏自治区文联（筹）举办了第一期民间文学讲习班，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地区和自治区文化局、文联（筹），格萨尔小组群艺馆的民间文学工作人员和爱好者19人参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甘肃省民委、甘肃群众艺术馆、甘南州文联、临夏州文化局联合举办了甘肃省第一次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专业和业余民间文学工作者30人。贵州省民委、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贵阳市文联、《山花》编辑部、《花溪》编辑部共同举办了贵州省首次少数民族文学讲习会，其中包含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的研讨与讲授。此外民研会还与云南分会合作在德宏举办了翻译训练班、在大理举办了培训班等。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发展相关的会议还有：“傣族文学讨论会”“蒙古族文学学会”“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畲族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等。这些都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支持与参与。

最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开始创办相关研究刊物、编辑研究资料。1983年成立了全国性民族文学研究刊物《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4月6日，周扬会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在听取了王平凡、马学良等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建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备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后，再次谈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许多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不能很快地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心，只有较少的人去搞……这些在开创时只有少数人去搞的工作，可以是有普遍影响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即是如此。并指出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学研究“首先要抓好研究队伍的建设……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才”。提出专业干部培养、研究生、研究生班、出国交流等多方面人才培养计划，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问题。[55]正如前文所言周扬虽然没有实际参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对民间文学学术领域具有引领作用。他积极参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并与全体代表见面、交流（由于身体问题，未能参与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从民族文学研究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长期人才培养、研究规划到对全国性民族文学研究性刊物《民族文学研究》创刊的支持等都反映了当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境遇以及国家文化建设层面的推进。《民族文学研究》从创刊以来就着力于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全面呈现全国民族文学研究现状；同时亦积极译介国外史诗学、神话学等研究成果，它对于全国民族文学研究格局、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另外，该所还编辑了内部资料《民族文学译丛》《格萨尔》等。尤其是《民族文学译丛》翻译引入法国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德国海希西（Walther Heissig）等有关《格萨尔》、蒙古史诗研究，并沿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诗研究传统，引入蒙古国、苏联的史诗研究，同时分主题集中编辑仁钦道尔吉及国内其他学者有关史诗研究的文章，既全面呈现了全国乃至世界史诗研究的概貌，也为国内史诗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

此外钟敬文、刘锡诚等也积极提倡或推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钟敬文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关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并撰写过关于刘三姐、盘瓠神话的文章。1983年7月22日至8月16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讲习班，钟敬文作了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讲座，这对当时参加培训的人员影响极大。[56]刘锡诚则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参与了苏联民间文艺的翻译工作，后在8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多次提到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及其对于中国文艺、民间文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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