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建构大文学: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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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进程中,当代的文学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长篇小说创作而论,21世纪的头十年,年创作量达5000部以上,最近数年来,更是每年超过了8000部。而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也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形成了两个热潮和冲击波。
一个热潮和冲击波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思潮。改革开放推动了文学的创作,也促进了社会思潮与变革。20世纪80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贴近当代文学的现实,直面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事件和文学争论,如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问题、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历史剧问题、现实主义与典型问题、伤痕文学问题、文学艺术的特征与形象思维问题、现实主义问题、新时期文学主潮问题、新观念与新方法问题、文学主体性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等,不仅提出了很多切合实际的学术见解,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观点,而且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这一时期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张炯、蒋守谦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
另一个热潮和冲击波是“新世纪文学”新潮。进入21世纪,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研究的跨界融合成为一种趋势,文学研究分工也趋于细化。伴随着新时代所提出的新任务、新命题与新问题意识,当代学科表现出了更加开放性的姿态,以及跨学科合作的基础。“新现实主义”和“打工文学”引起了读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海外华文文学”也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网络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不仅超越了传统写作模式,而且表现出“多次元”、更复杂的写作风格;不仅产生了许多影响很大的网络写手,而且吸引了大量的网络读者群。同样,网络文学研究也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形成了活跃的研究态势。
“新世纪文学”新潮也体现在文学批评方面。新一代学者和批评家,密切关注当前的文学现状和问题,体现出更加尖锐的问题意识和更加成熟的求真态度,对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例如对柳青、王蒙、金庸、路遥、陈忠实、莫言、余秋雨、池莉、阎连科、贾平凹、余华、刘震云和阿来等作家及其作品,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学问题和现象,例如对“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媒体批评与文学批评”和莫言获“诺贝尔奖”等问题和现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化,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学的交流也日益频繁。“请进来”和“走出去”成为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两个重要的路向选择。这必然也给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新的格局和新的挑战。我们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扩大学术队伍,提高学术素质,以迎接新的挑战。
七十年的新中国文学,四十年的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从生成、发展到走向成熟,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经验,但也要接受新的挑战,在更高的要求下,进行新的探索,将当代文学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
第一,要有更加开阔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意识,通过积极的沟通,打通多个领域的界限,实现文学研究的多元融合。文学研究上的封闭性意识,必然会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只有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主体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打通,大陆文学与港澳台文学打通,北方与南方打通,中心与边缘打通,才能使我们的学科从“封闭的空间”走向“共享的空间”。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及《新中国文学史》(三卷本),杨匡汉主编的《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国家或院级课题的设计和研究成果,就体现了这种自觉的“打通”意识。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重视文学的生产方式、文学环境、文学体制、作家存在等,在《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等著作中,体现出一种开放的研究意识。李兆忠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从异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日本文化对中国作家精神结构和创作意识的影响,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则从发生学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了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第二,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感,致力于对当代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当下文学现状的描述和文情的把握,对未来文学发展路向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多向度、多样态的学术研究形态,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就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有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的《文学多维度》,李洁非的《解读延安》,杨匡汉的《中国当代文学路径辨正》,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志忠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主潮》,刘平的《新时期戏剧启示录》等重要成果;从同步研究当下文学的角度看,则有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研习录》、程光炜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乔以钢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白烨的《文坛新观察》、陈福民的《批评与阅读的力量》、周瓒的《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陶庆梅的《当代小剧场三十年(1982—2012)》等成果,以及《文学蓝皮书》等及时、准确地呈现当代中国文学态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年度报告。从文学价值观的建构和未来文学建构的角度看,则有李建军的《大文学与中国格调》、贺绍俊的《重构宏大叙述》、王绯的《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田美莲的《博弈:女性文学与生态》、陈晓明与杨鹏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等研究成果。
第三,立足本土,开掘中国文学的经验资源,建构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大文学”。新时代当代学科面临诸多挑战,即我们的学科发展需要进一步挣脱僵化的类思维、陈旧学术壁垒的桎梏,因此,我们不仅要将目光集中到本土的学科文化建设,更需要有世界眼光,增强对外学术交流,继续处理好“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并坚持“守正创新”,拓展研究空间,最终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格调的文学”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