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多种形态文学文献整理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三节 多种形态文学文献整理,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出土文献
甲骨文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殷商时代的文字和历史，也提示了中国文学的起源。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不断有学者编辑、整理甲骨文材料。1949年以后，甲骨文献的整理达到了新高度，其中集大成之作是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该书收集甲骨四万余片，于1979—1982年陆续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甲骨学的发展。另由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于1999年出版，为非古文字学者研究、利用甲骨文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甲骨文合集补编》《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陆续公布新发现的一些甲骨，饶宗颐、许进雄等学者收集整理了海外收藏的甲骨。
与甲骨文相比，金文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不少青铜器铭文所记史事与《尚书》等先秦文学作品相关，金文的一些词例也多见于先秦文献，另有不少铭文文辞优美，有些还用韵，展示了早期中国文学的样貌。对青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在汉代就已开始，之后历代延续不绝。近七十年来，对金文的整理、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殷周铜器集录》等都是重要的金文著录书。1984—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陆续出版，该书著录金文一万余件，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金文资料集成。正是在此书的基础上，一批研究金文文体、文学思想的论著涌现出来。
西晋汲冢竹书的发掘，拉开了简帛文献整理研究的序幕。但到晚清民国时期，才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对简帛文献的科学发掘、整理。1949年以来，考古学得到空前发展，各地发掘出大量的战国秦汉简帛，如1959年发现的武威汉简、1972年现的临沂银雀山汉简、1972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1973年发现的定州汉简、1977年发现的阜阳汉简、1983年发现的江陵张家山汉简、1993发现的荆门郭店楚简、1993年发现的尹湾汉简，等等。这些简帛文献大多已得到较好的整理。其中既有可与传世文献对照的《周易》《诗经》《礼记》《论语》等内容，又有《唐勒赋》《神乌赋》等早已亡佚的文学作品，还有如《孔子诗论》等蕴含早期文学批评思想的文献。
除科学发掘出的简帛文献外，还有一部分楚汉竹简因盗掘而流散，后又被国内大学或收藏机构回购。其中较重要的有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这批文献内容丰富，不少可与《诗经》《尚书》《礼记》相对照，有些可以视作重要的早期文学作品。这批文献中，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已全部整理出版，其他文献正在陆续出版过程中。
中国有着悠久的金石学传统，在清末更产生了《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学名著。七十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更完善的碑刻整理著作不断涌现出来。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等。由于墓志铭对考订史实的重要作用，七十年来刊布墓志铭的著作特别多，如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铭集释》、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吴钢等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由中国文物研究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墓志》自1994年分省分册陆续出版，目前还在出版过程中。
二 敦煌文献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但直到1909年9月伯希和携带部分经卷到北京，中国的主流学者才关注到这批文献。此时，一大批敦煌文献已被劫掠至英、法等国。因此，民国期间的学者多要到伦敦、巴黎抄录敦煌文献才能进行研究。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获得英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的缩微胶卷，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藏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陆续公布。1981—1986年，黄永武据缩微胶卷编纂的《敦煌宝藏》出版发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陆续在国内推出。近几年来，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陆续公布了各大藏家高清摄制的彩色照片。敦煌学的研究资料越来越完备了。
除了文献的刊布外，七十年来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也有新进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于1962年出版，该书汇集了当时关于敦煌遗书最好最重要的目录。施萍婷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纠正了旧编的谬误。荣新江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陈国灿的《吐鲁番总目（日本收藏卷）》都是吐鲁番文献集大成的目录。此外，如《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8400号）》《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等都是对此前目录的补充。另外还涌现出一批专科目录，如《敦煌经籍叙录》《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等。
敦煌俗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1954年，周绍良编的《敦煌变文汇录》出版，这是最早汇辑敦煌变文的著作。1957年，王重民等六位学者编的《敦煌变文集》出版，收集更为完备。1983年，潘重规在《敦煌变文集》基础上补阙订正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出版。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除校录之外，还对敦煌变文作了注释。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集变文研究之大成，成为目前最为完善的敦煌变文著作。
除变文外，敦煌曲子词也是重要的文学作品。由王重民校辑的《敦煌曲子词集》于1950年出版，这是第一部校录敦煌曲的著作。此后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潘重规的《敦煌云谣集新书》均有新的补正。任二北的《敦煌歌辞总编》则是这方面收载最完备的著作，该书校勘、录文虽有不少问题，但迄今尚未有可替代的新作。
敦煌文献中的诗主要有白话诗《王梵志诗》，以及残存的一些唐人诗集。关于前者，以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最为完善。后者则有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另外，张锡厚编的《全敦煌诗》将敦煌本《诗经》、王梵志诗、唐人诗集、俗曲、偈颂、《太公家教》以及敦煌本《文选》中之诗汇为一编，在敦煌诗歌收集方面堪称完备。
除变文、诗、曲外，还有不少分类文献的校录。如张锡厚的《敦煌赋汇》、伏俊连的《敦煌赋校注》、赵和平的《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姜伯勤等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郑炳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杨宝玉的《敦煌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窦怀永的《敦煌小说合集》、金少华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释》等。由张涌泉等主编的《敦煌文献合集》将敦煌佛经以外的典籍按四部分类法汇校整理，目前已出版经部，其他几种将陆续出版。
三 域外文献
中国早有利用域外文献的传统，如元代杨维桢即有诗称“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清末黎庶昌等出使日本，带回大量中土已佚古籍，使域外汉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七十年来，由于中外交流的频繁、研究条件的提高，域外文献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七十年来编制了一大批域外汉籍目录，如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黄仕忠的《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王小盾等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等。2015年，“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启动，该项目将编成一套最为完备的域外汉籍目录。
除目录的编制外，近几十年还影印出版了一批珍稀域外汉籍，其中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规模最大，目前还在不断出版过程中。部分域外文献还得到了点校整理，如汪维辉编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即点校了《老乞大》《朴事通》等朝鲜汉语著作。除了这类大型丛书，一些重要的域外文献的引进、出版还极大地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如《文镜秘府论》对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对《文选》学的研究，《文馆词林》对唐代文学的研究，《篆隶万象名义》《新撰字镜》对文字学的研究，等等，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 文学文献的数据化
1978年，美国OCLC和RLIN建立的“朱熹大学章句索引”等数据库开启了中文古籍电子化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也先后开始了古籍数字化的工作。1984年，中国台湾“中研院”“史籍自动化计画”开启，后改称“汉籍全文资料库”。该库共收千余种书六亿余字资料。80年代中期，王昆仑研制出《红楼梦》检索系统，这是大陆古籍数字化的开端。此后几十年，古籍数字化工作蓬勃发展，1998年推出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系统将这一工作推向高潮。在此之后，“中国基本古籍库” “四库丛刊原文及全文检索版” “国学宝典” “经典古籍库”、CBETA等相继推出，极大地推进了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方便的全文检索系统改进了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E考据”的相关理论。另外，建立在数据库基础上的定量分析、统计分析等新的研究方法也被提出。
除了古籍文献的检索系统外，近年来古籍数据化又呈现新的趋势，即向可视化地图的方向发展。如王兆鹏建立的“唐宋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可方便地查找唐宋文人一生的行迹，浙江大学“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则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输入数据后即可方便地看出相关的行迹图或社会关系图。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文学研究与GIS相结合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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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社推荐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聂石樵《推荐逯钦立先生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5期）；陈尚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成书过程和学术成就》（《中文学术前沿》2010年第1辑）。
[2] 参见穆克宏《〈玉台新咏笺注〉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4] 参见祝尚书《关于〈历代文话〉》（《书城》2008年第4期）；吴小如、罗宗强、曾枣庄、谭家健、董乃斌、吴承学、傅璇琮《〈历代文话〉七人谈》（《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