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说戏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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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绩斐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蔚为大观,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重要小说文献的新发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数年间新发现的《红楼梦》甲辰本、梦稿本、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本等多种早期抄本,使红学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再如1962年发现《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1964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发现《姑妄言》全本、1967年发现明成化刊“说唱词话”、1979年发现元刊本《红白蜘蛛》残叶、1987年法国汉学家陈庆浩在韩国发现《型世言》、2006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发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95年发起的小说征文竞赛文稿,都对相关领域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小说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专家学者和专业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一批校勘精良的小说名著整理本,如1952年出版的《水浒》,1953年出版的《三国演义》《红楼梦》,1954年出版的《水浒全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这些整理本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广泛普及,还为后来的小说整理出版工作确立了基本标准。七十年来,除标点、校释单部作品外,研究者们还相继推出了一批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小说总集或丛书,其中尤以《古本小说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两套大型小说总集的出版最为引人注目。《古本小说丛刊》由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担任主编,二十多位海内外小说研究者担任编委,并与法国国家科学院合作,从1988年至1991年由中华书局先后出版41辑,收录作品169种,主要为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明清通俗小说,其中多为孤本、善本,每辑由专家撰写前言介绍所收作品的作者、版本特征、源流及收藏等基本情况。《古本小说集成》由徐朔方、章培恒、安平秋、柳存仁等担任编委,从1990年至199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6辑,收录作品550多种,以通俗小说为主,酌收文言小说,立足于系统、稀见、完足、存真,宋、元、明和清初小说基本全收,清乾、嘉小说选取精品,兼顾稀见,晚清小说则选其影响较大者。其他质量较精、影响较大的大型小说总集和丛书,还有阿英编的《晚清小说丛钞》(1960—1961)、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影印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1982年起春风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1989年起江苏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话本小说大系》、侯忠义主编的《明代小说辑刊》(1993—1999)、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1998)、1999年起刘世德和竺青主编的《古代公案小说丛书》、李剑国辑校的《宋代传奇集》(2001)、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集释》(2011)、李剑国辑校的《唐五代传奇集》(2015)、王燕辑的《晚清小说期刊辑存》(2014)等。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小说文献的搜集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汉文小说领域,相继出版了林明德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1980)、陈庆浩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1987、1992)、王三庆和陈庆浩等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2003)、孙逊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010)等。
第三,随着学术的发展,新文献的发现,小说目录的编撰也与时俱进。白话小说方面,继1933年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后,相关专书有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82)、日本学者大塚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7)、韩国学者崔溶澈和朴在渊的《韩国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93)、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1957)、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7)等,全史类书目则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共收录作品1164部,每条释文由作者、版本、情节内容提要和回目四个部分组成。文言小说方面,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1981)著录了先秦至唐五代的文言小说,著录作品以文学性较强的志怪、传奇为主,作为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文言小说书目,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1993)、《宋代志怪传奇叙录》(1997)二书,资料丰富,考释精良。全史类书目则有袁行霈、侯忠义编著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兼收文言、白话的小说书目,以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为代表,共收白话小说1251种、文言小说2904种,所收作品更多更全,著录内容更为丰富,体例更为完备。
第四,小说资料的整理和汇编。七十年来,出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小说资料集,成为小说研究的必备参考书,如王晓传(王利器)编著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8)、谭正璧的《三言两拍资料》(1980)、俞平伯编著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4)、一粟编著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1963)、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1985)、丁锡根编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陈平原和夏晓虹合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1989]等。20世纪80年代朱一玄独立编著或与刘毓忱合作的八种小说专题资料汇编(《水浒传资料汇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红楼梦脂评校录》),以及魏绍昌编的四种晚清小说研究资料(《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在学术上具有示范作用,影响了一大批同类著作的产生。
第五,小说文献理论的探讨。小说文献不同于传统文献,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着手探讨小说文献的性质、特点和内在规律。如程毅中的《古代小说史料漫话》(1992)、刘世德的《〈红楼梦〉版本探微》(2003)围绕版本、校勘、辑佚等问题进行归纳和总结,苗怀明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2009)则是对小说文献学进行整体观照、系统阐述的第一部专著。
二 戏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关于戏曲文献的整理,郑振铎先生曾言,要完成戏曲史的著作,必然是要依靠戏曲学家的发现不可的。从王国维先生编撰《宋元戏曲史》以来,戏曲文献正是戏曲研究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戏曲研究的进步,与戏曲文献的不断发掘和整理的确是不可分割的。
文学研究所提出、组织并实施的《古本戏曲丛刊》(以下简称《从刊》)整理出版计划,是1949年至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戏曲文献整理项目。1953年,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所长的郑振铎先生提出《丛刊》编纂设想,拟按时代顺序和戏曲文献类别,收录宋元戏文、明清传奇、元明清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等。1954—1958年,郑振铎先生主持出版了《丛刊》的前四集。他不幸逝世后,吴晓铃先生接续主持工作,与赵万里、傅惜华、杜颖陶、阿英、周贻白、周妙中等学者合作,于1964年出版了第九集,收录宫廷大戏剧目十种;后又与邓绍基、刘世德、吕薇芬、么书仪等学者合作,于1985年出版了第五集,收录明清传奇剧目八十五种附二种。这七百余种珍贵戏曲文本的影印出版,汇集了公立藏书机构和私人藏书家的精华,堪称学术界之盛事。甫一问世,立即引起巨大反响,有力地推进了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丛刊》的编撰因故中断近三十年后,2012年,在刘跃进先生的支持和推动下,文学研究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开展《丛刊》其余四集的编撰工作,并于2016年和2018年,分别出版了《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和第七集,第八集和第十集正在编撰过程中,即将为《丛刊》画上圆满的句号。《丛刊》历经七十年,凝聚了文学研究所几代学者的心血,不仅集中收录了国内丰富的戏曲收藏,而且力图展现海外所藏孤本、珍本的面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府的有效组织下,对各地戏曲剧种、文献、文物都进行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普查工作。《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地方戏曲集成》,作为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得以汇编出版,成就显著。国内各地区的戏曲文献和演出情况,尤其是地方剧种和剧目的调查,以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广博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立五十周年献礼的《中国戏曲志》总结最为全面。
《古本戏曲丛刊》和“集成”类文献披露了大批稀见史料,带动了戏曲文献整理的热潮和一大批戏曲整理文献的成果。体量巨大的戏曲总集和资料汇编,此后纷纷问世。戏曲这一艺术形式,在元代真正成熟,并达到第一个发展高峰。元代戏曲一直备受关注。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的面世,使有元一代戏曲文献终于有了一部总集,它为戏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与此相接续,由黄天骥先生主持的《全明戏曲》、朱万曙先生主持的《全清戏曲》等整理项目正在有序进展之中。
目前,国内最为著名的大宗戏曲收藏,如车王府藏曲本、升平署藏宫廷大戏等,都已经整理出版。重要戏曲文献也以别集、专集的形式,分别以不同的主题,或以重要作家如关汉卿、汤显祖,或以故事题材如《水浒戏曲集》,或以曲体、时代、区域及收藏单位为别,陆续出版了各种全集和选集,其中包括了大量新发掘的新剧目、新版本、新资料。得益于观念的开放、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方式的兴起,多位戏曲藏书家如傅惜华、吴晓铃等的藏书以影印的方式出版,化身千百,为学界所用。此外,随着文献概念的扩大,历史档案、梨园影像、戏单、戏台、戏砖等资料也得到了重视和整理,并进入了戏曲研究的视野。
在编校戏曲文献的同时,戏曲文献学的概念也随之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戏曲目录、校勘、标点、注释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公立图书馆迅速发展,私人收藏陆续汇集至各大公立图书馆,戏曲文献也成为一项专门的类别而备受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对国内所藏戏曲典籍的普查、著录,对国内戏曲收藏全貌的掌握成为可能。几种大型戏曲目录的出版,不仅打破了传统目录不收录戏曲的惯例,更探索确立了戏曲文献的著录体例。以傅惜华先生的《中国古典戏曲总录》为发端,其后有庄一拂先生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修生先生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郭英德先生的《明清传奇综录》,注重吸收新近的考证成果,建立了更为完备的著录体制。
在戏曲研究史上,几种重要的戏曲典籍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戏曲选集《风月锦囊》等,都是研究者在海外发现后再介绍到国内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港台地区和海外藏戏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成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收藏有大量珍贵汉籍,自董康先生的《书舶庸谭》之后,研究者多有瞩目。黄仕忠先生的《日藏中国戏曲综录》和《日本所藏中国稀见戏曲丛刊》,全面地披露了日本藏中国古典戏曲的情况。欧洲、美国的重要图书馆和博物馆中,也收藏了为数不少的中国稀见戏曲文献,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和利用。
七十年中,戏曲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品,《元刊杂剧三十种》《西厢记》《牡丹亭》等,都有多个校注本问世。目录、校勘、注释等整理实践工作,实际上推动了戏曲文献学的建立。与传统文献校勘不同,戏曲文献学是在充分把握和考虑戏曲发展史的基础上展开校勘工作;它既继承了校勘学的传统,又充分注意到戏曲本身的特点,扭转了剧曲注释考订浅陋不足观的现象,从而为戏曲校勘规范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通观七十年来的戏曲文献整理工作,其成就斐然,不仅在孤本、珍本等新材料的发现上,更在展现历史全貌,探求戏曲本质,拓宽研究视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