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建立与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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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自建立之日起，便具有与其他文学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的性质：它所总结的是刚刚结束的一段历史，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均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此过程同时伴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中国民众反殖民反封建的进程，尤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为三个重要节点，现代文学在语言载体、文体形式和读者对象的选择等方面，都与历史趋势和时代风尚的变化保持着密切的同步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记录和评价，也同时牵涉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与立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明确，它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无论以何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式加以考量，它都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叙述提供了某种支持、补充或多样化的可能。
第一节 高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设置和新文学史编撰的开始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高校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紧密联系的。1949年之前，古典文学在高校中文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虽有朱自清等人的尝试，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所占比例极为有限。[1]1949年以后，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需要支持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与现代历史进程关系更为紧密的中国现代文学便跃升为重中之重。1950年5月，由政务院教育部主持的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确认“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该课程要“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2]。在课时量的分配上，现代文学课程几乎和具有两千年跨度的古代文学平分秋色。课时量的暴增，使得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迅速凸显。由于很多教师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从事该课程的教学，缺少必要的授课经验，亟须教学大纲及相应的文学史教材的支持。1951年教育部委托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四人起草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而仅两个月后，王瑶根据自己授课教案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上册便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完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于该专业的发展有开创之功。而此后有关现代文学性质、评价和编写方式的争论，亦由此书开始。
作者王瑶此时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师，原本从事中古文学研究，但他的老师朱自清治新文学史的实践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时代的转折关头，王瑶主动且迅速转向了新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史稿》成为第一部从“五四”贯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文学的通史，同时，也是第一部切合共和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试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学史著作。就体例看，《史稿》采用的是时段和体裁相结合的方案，它援引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革命的论述，确认新文学的发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基本性质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马列主义是其指导思想；对新文学的分期，同样依照文化革命的表述，划分成“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年）、“左联十年”（1928—1937年）、“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年）、“文学的工农兵方向”（1942—1949年）四个时段。每个时期分为五章：第一章总论此一时期的文艺运动趋向，然后按题材分别讨论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创作情况。节的设置则采用主题归纳的方式，如《史稿》讨论“五四”到大革命时段的小说时，便用“呐喊和彷徨”“人生的探索”“乡土文学”“青年与爱情”四个标题来概括此一时段社会文化的趋向和作品的主题及写作特色，简洁清晰。
《史稿》的上册于1951年9月出版，下册则在1952年5月出版，共计50万字，涉及作家众多，但因为是急就章，各作家间用力平均，有面面俱到之嫌，且王瑶本人的长项在于文学史体系的搭建，而非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因此对若干重点作家作品的评论过于简略，如对鲁迅《呐喊》《彷徨》、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分析都尚存很大的拓展空间。在写法上，王瑶亦注意在行文中征引和保存史料，虽在此后的讨论中被批评引述过多，有剪刀加糨糊之讥，但较之其他迅速出现的文学史之作，亦可将此视为王瑶本的特色之一。
《史稿》的编撰出版，迅速填补了高校文学史授课教材短缺的空白，亦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新文学写作原则的激烈讨论。1952年8月，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特意召集了该书上册的座谈会，在称赞的意见中吴组缃的发言颇有代表性，他肯定了王瑶把握复杂历史进程的能力和对资料的运用，“要能很明确很稳牢地掌握住政治、四项原则，贯彻到每一个具体问题和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里去，把历史发展的全貌真实正确、有血有肉、抓住要点而不流于繁琐地介绍出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这部书还算掌握了一些材料，这也不容易”。[3]批评的意见则集中于该书的政治性、思想性问题，即认为此书在绪论中虽强调新文学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但在行文中却体现得远远不够，在讨论作家作品时对无产阶级作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一视同仁，如王独清、周作人、胡适、张资平、沈从文、徐志摩等所占篇幅与部分左翼作家基本相当，这种做法显然可以认为作者未能分清新文学发展的主流、支流和逆流，由此引发的问题便是作者对无产阶级对于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权认识远远不够。正如黄修己所言，上述批评意见归根结底，便是新文学史的写作应该为谁树碑立传的问题。[4]左翼作家、人民文艺无疑需要在新的文学史编撰中置于最为突出的位置，而所有被认为与政治上的反动势力有关联的文学活动则需要彻底加以批判。与政治上、军事上的国共对峙不同，文化领域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创作活动一则较为薄弱，二则尚未有过系统的整理和讨论，因此，此前相当部分被视为自由民主背景的作家及其创作便被划归为人民文艺的对立面加以批评。批评者的初衷无疑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新的观念重新划分文坛等级，从而保证新文学史的编撰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具有高度同构性。自然，与此过程相伴的是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状态和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忽略。
《史稿》出版后的几年中，随着学术研究的政治要求的不断强化，新的文学史著作和政治的紧密度也在不断增强，如1952年11月初版的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特别强调阶级分析的原则，要分清革命与反动的文学，强调文学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同步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牢固把握。至1955年，随着文艺战线上三大批判的进行，尤其是胡风和“七月派”被视为反革命集团，牵涉广泛，很多作家就此被排除在文学史视野之外。写法上，文学史的编写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史”与“论”之间，编写重心向后者急遽转变，完全以革命进程为参照、以政治性为标准，展现出较为彻底的以论代史的倾向，尤其是此年7月和10月，作家出版社先后推出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和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二者展现出和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一样的风貌。
丁易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4年在前往莫斯科讲学的过程中因病去世。《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严格来说是作者的一部遗稿，尚未得到最后的修订。与王瑶著作不同，丁易著作的编写原则和章节体例均向政治标准大幅度倾斜，它以中国革命史为纲，将新文学史作为革命史的附属部分来理解，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分不开的，并且血肉相连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部分”[5]。各章节标题都在强调文学运动对政治斗争的从属与同构关系，如“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文学运动上的反映”“土地革命运动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积极抗战发扬民主的陕甘宁边区和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学的蓬勃发展”……具体到章节的设定中，较之于王瑶著作，丁易著作突出了文艺思想的斗争所具有的比重和意义，每一章中运动和创作所占篇幅的比例约为2∶3；对文艺论争的讨论更是与同时期政治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如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批判、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等，均遵循此原则。丁易重新划分了作家的等级，按照“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和“反动作家”分为三类，对于相关的文学社团流派也作了类似的处理，如新月派中的梁实秋、沈从文等均被划入反动作家之列；对于左翼作家的讨论，亦先审查其阶级立场和革命观点的正确性，并在评述中展示其细微差别。由于出版略晚，此前王瑶著作中被批评的若干问题在丁易著作中有所注意，如按照教育部教学大纲的要求，写入了苏区文学的发展情况；对鲁迅的意义和作用充分加以重视，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文坛地位。
作为一本政治性文学史著作，丁易将其评价标准贯穿始终，既展现出某些独具慧眼之处，亦有某些在著史方面较为典型的教训。前者如作者虽高度评价左联的创作，但对当时“左”倾盲动主义对于文学活动的干扰并不避讳，对瞿秋白等人批评的“革命罗曼蒂克”的创作方式也有深刻检讨，这些都展现出丁易较王瑶在政治把控上更为游刃有余的一面。但他极力将鲁迅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对于鲁迅的思想认识、作品的政治内涵均无限拔高，在描述文坛发展状况时，也不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按照某种政治理念来加以取舍编排，亦违背了修史的基本原则。丁易实际是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政治观念来重新结构组织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的特色与局限均源于此。
与丁易著作相似，稍后出版的东北师范大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同样坚持了文学史编撰的政治化标准。丁易的文学史实际为革命史与文学运动的结合，而张毕来则更倾向于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观念来分析与统领文学的演进历程。从标题上看，如“1917年初《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理论的阶级本质”“《风波》、《明天》……等作品中的主人公的阶级性”“鲁迅的现实主义的革命性及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等，基本上处于观念先行，而后选择作家作品加以印证的写法，涉及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数量较之于王瑶著作急遽减少。
在丁易和张毕来之后，武汉大学的刘绶松也在1956年推出了他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此时正赶上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因此，刘著展现出与丁、张的著作不尽相同的风貌，尤其是刘绶松较为重视文学社团的作用，并对新文学早期的重要社团组织，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给予较为充足的论述。此外，刘绶松也注意梳理文学现象自身的发展线索，如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描述，便由鲁迅的创作到左联诸作家，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创作实绩，梳理出一条相对连续的线索。但刘著同样有着预设过强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无产阶级文艺的艺术方法关注较少，实则极大地限制了该作品的研究视野。同样，在历史进程和政治理念相冲突时，无条件遵从后者，对于胡适、徐志摩等人的历史成绩完全抹杀，也损伤了该著作的历史品格。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随着对高等院校设置的重新整合，高校中文系的新文学课堂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如何有效地向新时期的大学生传递正确的革命历史观念，借此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权在于无产阶级，并通过与各类错误或反动思潮的斗争，经历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重要发展阶段，发展成为今日的人民文艺，这实则成为课堂教学和教科书编纂的核心议题。恰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为学生构建清晰明确的历史图景，文学史的编撰这一具有浓重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学术活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6]由于政治运动的不断升级，不断有新的作家被清理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此后的文学史涉及的体量都在不断做减法，文学史有向革命史不断靠拢的趋势。加上高等院校已成为高度体制化的单位，教员的私人研究空间被压缩殆尽，科研活动和教学活动高度同构，作为教材的文学史研究编纂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展现文学生态多样性的可能，换言之，它失掉了用自己的方式支持和丰富共和国意识形态的权力，退缩为政治运动和现实斗争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