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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的发展与问题

书籍名:《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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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左右的时段中,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强烈干扰,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此期间,诞生的作品大幅度减少,具体的文艺观念,也因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带有强烈的片面性与更多的政治色彩。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和美学发展,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批判运动范式,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几年,虽然有文艺批判,但同时还有非常丰富、活跃的文艺和美学活动;为了促进文艺发展,党和政府也在不断根据文艺实践状况调整相关政策,因此提出了“两结合”“双百”方针等体现社会主义美学特色、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政策原则。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到极“左”政治的影响,文艺中极“左”思潮占据了主导位置,其所提出的文艺观点往往具有较大的理论缺陷。

文艺政策方面。1967年5月29日,形成于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公开发表。《纪要》全面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来文艺取得的成就,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丰富复杂的文艺活动简化为两条路线,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把“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等诬蔑为体现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黑八论”。在“破除迷信”“彻底革命”的口号下,完全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艺的工作和成绩,拒绝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纪要》于1979年5月正式撤销。另外,毛泽东的几个关于文学艺术的文件批示等也成为这一时段的主要学习材料和文献依据,它们包括《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等。这些文件都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之前,但在这一期间却被广泛学习和征引,有着较大的理论影响。

这一时段还诞生了极“左”文艺理论原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反真人真事”等。

“根本任务论”出自《纪要》,但论其源头,则是1964年江青的《谈京剧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有“要在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等表述。《纪要》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根本任务论”提出后,就成为当时文艺活动的唯一旨归和评判原则。“根本任务论”并不符合文艺多样化发展实际,尤其是当它被硬性地机械地执行时,更是对文艺的一种戕害,对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种阻碍。“三突出”原则与“根本任务论”联系十分紧密。“根本任务”要求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三突出”则是在文艺创作中如何处理人物关系、凸显英雄人物的具体方法。

与“根本任务论”相类似,“三突出”的雏形也是出现在1964年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文中。“三突出”主要有两种表述。第一种是于会泳的表述,在1968年5月发表的《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中,他说:“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出‘三个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14]第二种是姚文元的表述,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与“三突出”相对应的是“三陪衬”,即“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一般人物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严重违背生活逻辑和文艺创作实际,现实生活复杂多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也定然不是简单的“突出”与“陪衬”的关系。因此,这种创作原则必然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与“根本任务论”结合后出现的人物必然要求都是一些“高大全”和“红光亮”式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形象。

“反真人真事”论最早出现在1969年6月,当时江青在接见艺术团体成员时说:“有些人就是搞真人真事,这是可恶之极呀。”后来姚文元等人在不同场合也一再宣扬创作不要写真人真事,不提倡写活着的人等观点。“反真人真事”论认为,表现“真人真事”不符合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原则,囿于真人真事,将沦为对生活的简单复制,不能从深度和广度上升华生活,不利于表现革命的主题,因此即使是报告文学题材,都不可以是真人真事。这一观点与“主题先行” “从路线出发”等观点如出一辙,都割裂了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把艺术窜改成政治的寓言和宣传品,都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

由于受到“左”倾极权主义的干扰,“文化大革命”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文艺与美学的发展并不正常,作品数量少,艺术水准总体不高。为了批判的需要,当时还成立了一些写作组,用统一的笔名发表,如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初澜”“江天”、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丁学雷”等,同样为了批判的需要,当时还创作了一些话剧、电影等艺术作品,如话剧《千秋业》、电影《春苗》等,创办了一些新的文艺刊物,如《朝霞》等。

“文化大革命”后期,基于民心所向,国家层面也曾试图扭转或调整政治权力对于文艺的一些不正常干扰与破坏,一些刊物开始复刊,如《中国摄影》《人民文学》等。一些“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电影得到了重新放映,一些作品被重新改写,前者如《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后者如《南征北战》《年轻的一代》等的重拍、李心田《闪闪的红星》的改写等。虽然有“左”倾政治的强力施压,但当时还是产生了一些新的作品或理论文章,只不过它们一出现,就往往成为批判的靶子。如电影《海霞》《创业》,高玉宝的文艺评论《文艺创作不能凭空编造假人假事》等。同时也开展了一些美术活动,如1973年举办了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以及户县农民画展等。总体而言,由于当时的思想局限和政治束缚,艺术作品和文艺批评质量总体不高。无论是批判的一方,还是被批判的一方,他们的思维逻辑、话语表述体系都带有当时的历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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