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美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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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联系最为紧密，界限比较模糊。例如，第一次“文代会”上被冠以“文艺工作者”之名的，有作家，也有艺术家、美学家等，而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之初写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很明显是对其美学而非文艺思想的反思。我们将文艺批判运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学发展的前奏，正是缘于这种学科认识与发展的基本现实。同理，“美学大讨论”不仅是这一时段重要的美学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景观。

美学大讨论，学界一般认为持续的时间是1956—1962年，并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6—1957年，在这一阶段，主要围绕着美的主客观问题展开；第二个阶段是从1958年年底开始，这个阶段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参与者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美学和文艺的特质、美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学大讨论的后期，文学艺术特性和形象思维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美学命题被大家所广泛关注，对它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因此美学大讨论的结束可以延伸到那个时候。

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美是主观还是美是客观的问题，这是有关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讨论。对此，形成了四派观点[3]。主观派以吕荧、高尔泰[4]为代表。吕荧[5]认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6]。主观派的另一位代表高尔泰认为：“有没有客观的美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客观的美并不存在。”[7]“不被感受的美，就不成其为美。”[8]从对主观性的坚持来看，高尔泰的观点要比吕荧的更加彻底。客观派以蔡仪为代表。他的美学观，其最大特点在于他将美赋予客观的物，他要寻找的是典型的物，也即典型的美。主客观统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朱光潜，朱光潜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转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的美学观念主要是一种主观主义美学，包括形象的直觉、移情、心理距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影响，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李泽厚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派的代表，他的这一观点是在批驳朱光潜、蔡仪等人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他认为朱光潜、黄药眠否认了美存在的客观性，蔡仪则否定了美存在的社会性。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美实际上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与李泽厚观点相近的，还有洪毅然等。

第二，关于自然美的问题。这个问题承接着上一问题的讨论展开。美在物还是美在心，都需要解释如何看待自然美的问题。主观派的高尔泰认为，自然无所谓美丑，它只是物的属性，美在人心。客观派的蔡仪认为，美是个别显现一般的典型，因此自然美也是个别自然物显现一般的典型。主客观统一派的朱光潜认为，自然美和艺术美一样，都是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产品。

第三，关于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种声音是认为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这一看法以洪毅然、姚文元等人为代表。另一种声音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是关于艺术的哲学。朱光潜在《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中明确指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马奇虽然不同意朱光潜的一些观点，但他也认为，美学就是艺术观，研究艺术的一般理论。

第四，关于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就从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那里注意到了这个概念。在美学大讨论中，对形象思维的讨论集中在它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存在形象思维。霍松林就认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有共同性。[9]陈涌认为，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思维特点。[10]李泽厚在《试论形象思维》的开篇直接针对有没有形象思维回答说“有”[11]。形象思维的过程，也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另一种观点则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如毛星撰文指出，那种认为有一种和一般思维完全不同，为作家和艺术家所运用的形象思维“是不正确的，至少，形象思维这个词是不科学的”[12]。郑季翘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写作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也指出，形象思维是不存在的。[13]

可以说，从理论层面来看，美学大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美学学科实践的结合；从政治层面来看，是国家意识形态统一和思想整合的一种方式；从美学研究者角度来看，也是他们思想改造，主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试验场。美学大讨论中还讨论了美的性质、美感的性质、美与美感的关系、美与社会实践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新时期之后都再度重提，为新时期“美学热”和文艺理论繁荣局面的出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