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以后的政治文化与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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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8世纪作家创造了一种鼓励政治和文化批判的文化，存在于法国雄心勃勃的市民和农村农民中间的社会与经济不满，最终在一场革命动乱中得以爆发了出来。第三等级中受过教育的人士能利用启蒙运动的有关理性、自然权利和历史进步等概念来抱怨古代特权的不合理和贵族特权的不公正。启蒙运动为人们提供一种语言，使之可用来描绘他们的愤懑，这些愤懑是针对那些阻挠他们经济和职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的。

一直存在着关于法国哲学家的著名著作是否直接导致1789年革命事件的争辩。评论家解释说，它是伏尔泰的“错误”，它是卢梭的“错误”。众多支持革命的人都认为这些著作是他们智慧的源泉，所以法国革命的历史总是通过复杂的方法与启蒙运动的遗产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哲学家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决非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直接。哲学家自己支持社会启蒙改革，但他们不是革命家，除去卢梭，他们都很少倡议低层阶级的政治权利。他们最重要的出版物，包括著名的《百科全书》，吸引的读者中，贵族要比中产阶级多。政治理论没有小说和社会讽刺作品流行。例如，卢梭的《新爱洛绮丝》，读者多得惊人，但极少人读他的《社会契约论》。因此，用伟大启蒙学家“引起”法国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发生的事情是不恰当的（如同主张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引起”革命的说法同样是不恰当的）。然而，启蒙运动对评论、公共辩论和“公共舆论”的新形式的确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多数对法国国王和贵族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充满着剧烈的政治论战：例如，君主国镇压传统的法国高等法院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大臣们连续谋求开征新税；法国报刊对美国新国家宪法的报道；以及小册子日益增加对凡尔赛官员和奉承者的攻击。在沙龙、咖啡馆和文学争论中发展起来的批判精神，已迅速扩展进入政治辩论中日益发展的公共领域。新的小册子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理论中难以理解的细微区别；事实上，许多小册子的内容不过是王室家族和政府大臣们的不端性行为丑闻和他们贪污腐败传闻。身居高位者贪腐的传说就剥去了君主国、教会和社会等级制度以前拥有的神圣光环。与此同时，喜欢阅读的公众对丑闻性质的法律案件更感兴趣了，这就使贵族成员与第三等级受害民众更对立，并暴露了古代贵族家庭的不道德和堕落。律师无需政府监察官的批准，就可出版他们的法律信条，并运用这种自由，诉诸大众情感或自然权利来支持他们的法律辩论。因此，世袭特权的不公正在社会和个人的纷争中成为一再重复出现的主题，而正是法国律师把这些争辩从法国法庭延伸到“公共舆论”的论坛上。

1789年在法国，各社会阶级受过教育的人们终于相信，18世纪60年代著名的加拉事件后伏尔泰说过的话：“舆论统治世界”。意在影响公共舆论的各种运动，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十年间成为法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此类运动大多数都是以理性、权利和正义的名义，来吸引公众支持。启蒙运动文化的批判思想就是通过上述途径进入了最终导致意外革命的剧烈政治冲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