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革命和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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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一场财政危机加速了革命的爆发。使政府负担过重的决不是凡尔赛宫廷的奢华宏伟。1788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公共经费专门用于王室各住宅的维修。使政府负担过重的是军费，既要维持现有的陆海军，又要偿付公债。在世界各国，公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1788年，法国政府每年收入的约四分之一是用于维持现有的军队，约一半是用于支付债务。英国的收入差不多也是同样分配的。法国债务几达四十亿利佛尔。债务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独立战争。但是，法国债务只有大不列颠国债的一半，按人口计算每人的负担只及英国的五分之一弱。法国债务比荷兰共和国的债务小，也显然不比七十五年前路易十四留下的债务大。在那时，债务曾经由于拒付而减轻了。在18世纪80年代则没有一个负责的官员打算拒付债务，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政府主要债权人的各富有阶级在间歇时期有所进步。

由于法国收入不足以支付必需的支出这一简单的理由，连举债也不可能了。这一点不应归咎于国家贫穷，而应归咎于特权分子，尤其是贵族免税和逃税；归咎于财政制度的混乱，或者说缺乏财政制度，以致纳税者交纳的大部分税从未交到财政部手里。我们已经讲到过，最重要的税收——人头税一般只是由农民交纳，贵族凭借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被豁免，官员和资产阶级也以种种办法取得免税。教会仍坚持它的财产不能由国家征税，而定期向国王呈交的“自愿赠品”，虽然数量较大，但仍比向教会土地征收的直接税要少。因此，尽管国家是富裕的，但政府金库却空空如也。享有法国大部分财富的各社会阶级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

许许多多权威人士，路易十四本人、约翰·劳、莫普、杜尔哥，都看到了向特权阶级征税的必要性。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尔在1777年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总监，他朝同一方向开始行动，结果和他的前任一样被免去职务。他的继任者卡洛纳在危机时上任，得出了更为革命的结论。1786年他制定一个纲领，提出有节制地采用代议制以缓和开明专制主义。他建议用所有地主都不能免除的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建议减轻间接税，取消国内关税，以促进经济发展；建议没收教会的某些财产；建议设立省级会议，作为引起政府中有产分子兴趣的手段，所有的地主在会议中都可以有代表，而无需考虑等级或阶层。

这个纲领如果实行，也许能解决财政上的问题，防止革命发生。但是，它不仅在税收上打击了贵族、省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同时也打击了三重等级制度的社会组织。卡洛纳从经验中知道，巴黎议会永远不会同意这一纲领，于是在1787年召开“贵族会议”，以期能赢得对他那个计划的赞同。贵族们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他作出让步，他们希望分享对政府的控制权。紧接着出现了僵局。国王免去卡洛纳的职务，任命善于处世的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扬为继任者。布里扬试图通过巴黎高等法院推行类似的纲领。高等法院却加以拒绝，宣布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王国三个等级才有权同意新的税收。布里扬和路易十六最初认为，三级会议如果召开，可能受到贵族控制，因而拒绝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意见。布里扬和路易十六像莫普和路易十五一样企图破坏高等法院，以现代化的司法体制取而代之，在这一新体制中，法院将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就导致了贵族名符其实的叛乱。所有的高等法院和省级会议都进行抵制，军官拒绝服役，地方行政长官行动踌躇，贵族开始组织政治俱乐部和相应的委员会。由于政府停止活动，不能借钱和征税，路易十六在1788年7月5日允诺在次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各阶级都被邀推选代表出席会议，并将他们的不满列表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