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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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一词完全是个法语单词，意指哲学家，而“富有哲理”在18世纪的意思是说，以批判和寻根问底的精神去探讨一切课题。英语借用法语“哲人”这个词①，是表示当时的一群作家，他们在探讨知识或生存这些根本问题上并非哲学家，而是社会评论家或文学评论家，是普及工作者和政论作家。哲人大多是男人，但许多妇女也参与启蒙文化运动。譬如法国作家艾米莉·杜·查特莱特翻译了牛顿著作，并在她的科学论文中阐明新理论的价值意义。他们通常都是博学多才之士，不过他们写作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引人注目，启蒙思想正是通过这些哲人的著作，才得以四处传播的。以前的著作家一般是有闲的绅士，不然就是得到贵族或王室恩宠的才子，或者是靠宗教基金会支付薪水过活的教授或牧师。在启蒙时代，许多作家都是自由作家、穷苦文人和报纸撰稿人。他们为“大众”而写作。
读者大众的人数已大为增多。法国到18世纪80年代，识字率在男人中已达到47%，在妇女中达到27%。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商人和专业职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妇女读者形成一个日益增多的爱读小说和文学期刊的群体，乡绅寻求改进农业的科学新主意，甚至贵族也想随时了解情况。报刊杂志成倍增加，人们即使在家里无法读到，也可在咖啡馆里阅读，或在迎合需要而设立的阅览室里阅读。对辞典、百科全书和有关种种知识领域的概况书的需要量也很大。新的读者需要构思风趣明快的题材。他们欣赏的是能给人以情趣和轻松之感的作品。有了这样的读者大众，文学本身也大受其益。
18世纪的文笔变得流畅、清晰、准确，既不沉闷冗长，又不空洞干瘪，叫人啧啧称羡。读者从这些作品中也获益匪浅，他们有的近在欧洲内陆，有的远至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人们开始谈论“大众舆论”，把它当作一种评论法庭，判断新书的价值意义，树立或者摧毁抱负不凡的作家的名望。这种新的大众舆论，法国作家马利舍伦斯解释说，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为一切强势力量所尊重，赏识一切天才，宣扬一切有才干的人”。对文学、艺术、音乐的品评激发了报纸、期刊和咖啡茶舍里的争论，这一切都有助于形成日益扩大的大众舆论范围，使人们走出各家各户组合的个人世界和政府机构额定的官员世界。自由民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日益有了文化素养，而且也越来越富有思考力和评论能力。但是，这场运动并不只是一个阶级运动。
当时的著作还从另一方面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即它们全是在审查制度下撰写出来的。建立审查制度的理论是保护人民免受有害思想的侵蚀，这好似保护他们免受以劣充好或偷斤短两的商品的损害一样。英国的审查制度温和得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其他像西班牙之类的国家，有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国，这个启蒙时代的中心，既有复杂的审查制度，又有大批的读者和作家。教会、巴黎高等法院、国王官吏和印刷业行会，对审查书籍都可插上一手。但是，法国的审查制度管理得非常松散，以致1750年以后，作家并不为它烦心。这种审查制度无法与20世纪在一些国家中实施的审查制度相比。然而，从某一方面来说，它对法国的思想和文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它使作家感到沮丧，不能致力于具体的公众问题，作出公开的或明快的表示。由于在法律上禁止批评教会和国家，他们就隐晦抽象地提出批评的意见。由于不许攻击特殊的事物，他们就攻击一般的事物。不然，他们就谈论波斯人和易洛魁人①的风俗习惯，而对法国人的却避而不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双关语、巧妙的挖苦话、影射和笑话。作者一旦受到盘问，便可宣称他们的意思并非尽人皆知的他们要说的那种意思。至于读者，他们养成一种阅读禁书的嗜好。这些禁书通过非法的途径和外国书商，向来不难得到。
巴黎是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举行谈话会的殷实人家的市内府第里，文人才子和社会名流云集一堂，讨论文学话题。时常也会有这样的凑巧，一个著名的哲人，也是一个有钱人，赫尔维蒂厄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不仅撰写了《论心灵》和《论人》等书，而且还举行了盛大的茶话会，在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不过，这种高朋满座、集思广益的聚会主要是在妇女主持的沙龙里进行。她们作为沙龙女主人而名闻于世，在后来称之为“文人共和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举例说，德·杰斐琳夫人大约从1750年起，在长达25年期间，设宴组织了一次次艺术家和作家的交谈会，有时还资助他们，介绍他们去会见高层社会或者政府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她也欢迎来访的外国人，如来自英国的贺拉斯·沃波尔和大卫·休谟，以及后来成为波兰国王的年青人斯坦尼斯·波尼亚托夫斯基。由于其他妇女也举办这样的沙龙，哲人和其他作家便经常有机会相聚，交流思想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