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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对照资治通鉴5》第112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当时，有诏书命令搜括天下士女，那些已经嫁给下级官员与平民为妻的，全部改嫁给出征的士兵，允许以相当数目的牛马赎回，还选取其中最美貌的送到皇宫。太子舍人沛国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上天之子，小吏、平民也是陛下的子民，如今夺取那个的妻子给予这个，也同夺取兄长的妻子嫁给弟弟没有什么区别，作为父母来说，这是有所偏私了。还有，诏书说可以用年龄、毛色与妻子价值相当的牛马代替，所以富裕的家庭则倾家荡产，贫穷的家庭则典当借债，用高昂的价格买来牲畜以赎回他的妻子；朝廷以给出征战士娶妻为名而实际上是送往皇宫，那些丑陋色衰的才配给士兵。这样，娶到妻子的士兵未必高兴，而失去妻子的人必定忧愁，或者贫困或者忧愁，都不如意。一个拥有天下而不能得到万民欢心的君王，很少有不陷入危险的。况且军队在外面驻守的有十万人，一天的耗费绝不只是千金，将全国赋税都用在兵役的开支上，还恐怕供给不上，何况又有皇宫中如此多的额外的美女，对后妃以及太后娘家的随意赏赐，内外的开支，这些费用相当于军费的一半。过去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积山，仰仗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敢同他抗敌的人。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间，马不离鞍，士不解甲，强敌压境，试图消灭魏国。陛下不兢兢业业，崇尚勤俭节约，反而一心追求奢靡，中尚方制作出游乐器物，后园竖起承露盘，这的确能使耳目愉悦，但也足以助长敌寇图谋我国的气焰！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行事如同汉武帝一样奢靡，我私自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明帝不予理睬。
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三代之有天下，圣贤相承，历数百载，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纵心极欲，皇天震怒，宗国为墟，纣枭白旗，桀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鹰扬之臣：比喻有野心而又有权势的大臣。这里指司马氏。］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诏深慰劳之。未几而卒。
高堂隆病情严重，口授上书说：“曾子曾经说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时常担心突然去世，款款忠心不能昭然天下，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希望陛下稍加垂怜深思！我观察夏、商、周三代统一天下时，圣贤的君王前后相继，延续了数百年，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归他所有的，没有一个子民不是他的臣子。然而，夏桀、商纣之辈，放纵私心，穷尽私欲，皇天震怒，使国家变为废墟，纣被斩首悬挂在白旗之上，桀被流放到鸣条山，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据为己有。难道他们与一般人不同？他们也都是圣贤君王的后代。黄初年间，上天降下警告的征兆，异类之鸟，在燕巢之中抚育长大，嘴、爪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这是魏室的特大奇异之事。应该防备飞扬跋扈的权臣在宫墙之内作乱。可以挑选亲王，让他们在各自的封国内建立军队，亲自统领，如同棋子一样，遍布全国，镇抚皇家的疆土，辅佐皇室。皇天没有亲情，只辅佐有德的圣君。百姓歌讼德政，则享国的时间自然长久；百姓怨声载道，上天就会另外选任新的贤能之人。由此看来，天下乃是全体百姓的天下，而不仅仅是陛下一人的天下了！”明帝亲自写下诏书，恳切慰问高堂隆。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曰：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存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卲作考课法。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昌明，立志匡辅君王，在灾异发生时加以劝诫警告，发自于诚恳之心，堪称是忠臣啊！到他一定要变更历法，让魏国以虞舜为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意念超过了通博吧！
明帝非常痛恶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下诏令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推举人才时，不要只录用有名之士，名声如同在地上画饼，只能看不能吃。”卢毓答复说：“依据名声选拔，不足以获得奇异的人才，但是可以获得寻常的人才；寻常的人敬畏教化、仰慕善行，然后才能出名，不应该痛恶这样的人。我既不能够辨别奇异的人才，而主事官员的职责又是依据名次按常规授予官职，只有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了。古代凭借上奏陈事考察言谈，凭借实际工作考察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弛，只是依据赞誉或毁谤的舆论决定晋升与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命令散骑常侍刘卲制定考课之法。刘卲制定《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下诏让百官商讨。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考课法，条例已经非常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逐渐废弛，这就说明考课之法可否保持完全在于人的掌握。到了汉代末年，失误岂止在于佐吏的职责不详密啊！现今军队或聚或散，增加减少没有常规，本来就难以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就要拉起它的纲绳；裘毛不整，就要抖动它的衣领，皋陶在虞舜的手下做官，伊尹在商朝称臣，邪恶的人自会远离。倘若大臣们能够尽到各自的职责，作百官的榜样，那么谁敢不恭敬地尽职尽责，这难道在于考核吗？”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载考绩，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六代：指唐、虞、夏、商、周、汉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七圣：指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东汉左雄提出选拔人才担任官职的有两种人：儒学、文吏，黄琼又补充两种：孝悌、能从政者，统称为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俗，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黄门侍郎杜恕说：“公开考核官员的能力，每三年进行一次考绩，的确是帝王最完善的制度。然而历经六个朝代，考绩的办法没能明著于世，经过七位圣人，考核的条例也没能流传下来，我实在认为这是因为考核的原则只可以粗略地依凭，而难以详细规定一一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只有恶人，而没有恶法。’倘若法制是万能的，那么唐尧、虞舜就不必依靠后稷、子契的辅佐了，商朝、周朝也不会认为伊尹、吕尚的辅助有可贵之处了。如今主张考绩的人，陈列了周朝、汉朝的所著所为，著述了汉代京房考功课吏的本义，可以说是彰显了考课的要旨。期望用这种办法崇尚谦恭辞让的世风，振兴美好的政绩，我认为还不足以尽善。试图让州、郡举办任官考试，必须经由四科，都取得了实际效果，然后举荐，经由官府考试征用，担任地方官吏，依据功绩补升为郡守，或者就地增加禄秩，赐予爵位，这是考核官吏的当务之急。我认为官员一旦被任职就应当使他们的身份显贵，听取他们的建议，命令他们分别制定州郡官员的考核办法，切实施行，建立可信的必赏制度，实施必行的惩罚制度。至于三公九卿以及内职大臣，也应当针对他们的职务加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在君王身边议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经常弥补君王的疏忽与过失，即使很小的善行也要记载，即使很小的过失也要纠正。况且天下如此之大，大事如此之多，一盏明灯绝不能将每个角落都照亮；所以君王犹如头脑，大臣犹如四肢，必须明白同属一体、互相依存才能成事的道理。所以古人称廊庙所需的木材，绝不是一根木头就能支撑的，帝王的宏伟事业，绝不能只依靠一个臣僚的谋略。由此看来，怎么可能只依靠大臣守职尽责办理课试，就可以令天下太平和乐呢！即便容身保位，没有被放逐罢官的罪过，而为国尽节的官员，也处于被怀疑的形势中，公道没有竖立起来，暗地里议论却俨然成风，这样即使是孔子来主持考核，恐怕也不能发挥丝毫作用，何况世俗的寻常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