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入得门来就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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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山苍苍，漪水潺潺，小城的夏夜，轻风吹拂，暑热渐退。劳作了一天的我们熄了灯，静静地躺下了。窗帘上映出斑驳的树影，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我的家底连同我的心扉一起向你敞开。
我们家——那时候不少人家也都是这样——穷上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也不是十年八年，而是几十年了。好像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穷得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糠菜半年粮。吃饭时箅子上连高粱面鱼鱼和玉米面窝头都是既有头遍箩过的细白粉做的，又有最后不过箩的全麸皮做的，甚至还有完全是谷糠野菜做的饭团。一般是好的先给奶奶吃，较好的让我们兄妹吃，差的父母吃，特别是母亲，老是吃最差的。可奶奶舍不得吃，非要把最好的给我，我当然又推给她；我们又都觉得母亲既忙家务，又要上地干活，不吃好怎么行呢，非让她也吃些好的，所以吃饭时大家总是让来让去，特别是当有人家做了事筵送来一两个白面馍馍时更是你让过来他让过去，简直像争吵一样。大人们也常常教导我们兄妹到亲戚家吃饭时一定要主动拣差的吃，把好的让给长辈，尤其是老人，这成了我们家孝道教育和家庭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让我从小深深地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关于我奶奶寿器（灵柩）的事了。
1966年夏“*”开始，67年春节因国家统一不放假我没能回家过年，直到6、7月份我才因学校武斗不止一片混乱实在无法呆下去而仓皇避难回家。但又怕背上逃避*的罪名，不敢在家里多住，住了二十多天便又赶紧返回学校。
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我专门到奶奶的房间告别，与奶奶聊了很长时间。其时奶奶已七十九岁高龄，体弱多病，也许是预感到自己可能老去，怕再见不到我，那晚谈了家里许多我此前不知道的事情。
特别讲到，几年前一位稍微沾点亲的远房亲戚家用从旧房上拆下来的大梁做成两副寿器，准备出售。当时奶奶已过“古稀”之年，按我们家乡的习俗是该准备寿器的时候了。因价格比较便宜，父亲就想为奶奶留下。但又实在难于筹措到这笔不小的款项，只好求助于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二姑。二姑答应先给垫上，这事便办成了。但好多年过去了，我家的经济状况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因我上学需要花钱陷于更加贫困之中。不仅这笔款项根本无法还上，二姑夫还每月资助我五元钱，我才得以完成学业。二姑和姑夫当然也就不指望我父亲还这笔钱了。老母亲的寿器款，由女儿出也在情理之中。
但这却成了奶奶的一块心病。按照习俗，儿子是栽根立后继承祖业的，自己的寿器款理该由儿子出，但老人知道不是儿子不孝，是他根本无法挣到这笔钱，所以在儿子面前绝口不谈这件事。但这笔款让女儿出了，老人心里又总是觉得愧对女儿。于是，奶奶想到了作为孙子的我。我是奶奶看着长大的，对我自然寄予厚望。
奶奶特别嘱咐我：
“靠你爹还这笔钱肯定是不行了，奶奶只有靠你了，等你毕业以后，挣上钱，一定把奶奶的寿器款还给你二姑。这话，奶奶对谁也没讲过，只你知道就行了，相信你会为奶奶把这事办好的，这样，奶奶就是到了地下，也心安了。”
我听后，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坚定地说：
“奶奶，你放心，再过一年，我就毕业了，保证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就还这笔钱，了了你的这个心愿。等我挣上钱，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我一定好好孝敬你！”
谁料，几个月后的腊月十六，奶奶竟离我而去，这番话便成了奶奶对我的遗嘱。
在丧礼上，我把奶奶的这一遗嘱向众长辈公开讲了，并向他们郑重承诺，保证毕业以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就还这笔钱。
后来，因为“*”，我们的毕业分配被推迟了。直到1969年春节后，我才在接受再教育的军垦农场第一次领到工资。我们的工资从1968年12月开始发，第一次发了两个月的，总数应该是85元，扣除前两个月的伙食费实际到手55元。我立即到邮局把50元汇回家中，并写去一信，向父母说明，务必先把奶奶的寿器款还给二姑。钱寄出后，我才用剩下的4元钱（1元已用于汇款、买邮票、信封、信纸等）买了牙膏、香皂、肥皂等清洁用品。待这一切备齐后，我的口袋里已所剩无几，这些钱便是我一个月的零用钱。
在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实际上就是种水稻）的十二个月里，我每两个月给家里寄50元钱，总共寄去300元钱。那一年，大队的高音喇叭里6次传出儿子寄回钱要我父母去取的广播通知，让全村人一听了都不由得啧啧称羡。而我则一个月仅有两元钱的零用，比上大学时还低近一半（上大学时的零用钱主要用于买书，这一年则连书也几乎没买），其俭省程度可想而知。
直到第二年临近春节时，我们才被分配回原籍重新安排工作。但原籍并不是最终的分配地，我的家乡虽是地区行署所在地，但不用说与全国发达地区比，就是与本省其它地区比，也已是名符其实的贫困地区。但按照“几个面向”（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几个”了，反正是一个比一个穷，一个比一个艰苦，一个比一个偏僻罢了）的分配原则，我是不可能留在地区的。便又被分配到你的家乡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到这儿后，又被分配到最穷最艰苦最偏僻的乡。其中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因为我的出身不好。
也许是连老天爷都有点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下到那个乡还不到十天，一纸调令便又把我调回县中学。原来，“*”已进行到“斗批改”阶段，县中学开始招收高中新生，而原来的老师几乎都下放到农村去了，县里又担心“*”中形成的派性，不想把他们再调回来，便决定从新分配的大学生中选调。教师在当时是一种人人躲之唯恐不及的职业，师范院校毕业的我便被圈定，无从脱身了。不过，对于我来讲，什么理想，什么事业，这些早不去想了，不管到哪里，不管干什么，只要能领到工资就行，其它的都无所谓了。
来到这儿，我仍和刚分配时一样，每隔两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你问我，那你给家里寄回去的钱干什么用了？我告诉你，先是把那些年借下别人的钱一一还清，再就是开始为我结婚整修房屋。我家总共只有五间南房，两间是放东西的，三间是住人的，都已年久失修。所谓整修，主要就是把那三间房的门窗都换成新的，能安玻璃的。这样，家里的采光就会好很多，看去也整洁美观。同时，也得新添置一些箱箱柜柜，置办新婚被褥等。还有，就是我出来挣上钱了，总不能还让年过花甲又是小脚的母亲依旧成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的下地干活了吧。所以我一分配工作，就专门找队长讲以后不要再给我母亲派活儿。母亲见我坚决，也只好答应。这样，父亲干活回来也能吃上母亲做的便宜饭，中午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当然，家里也就得为此多付出一些口粮款了。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毕业已经三年，当高中教师也过两年，还没能买上一块手表。到第三年头上，好不容易攒下一百多元钱，准备放暑假时托家在上海的老师给买一块，没想到五六月时却接到母亲寄来的信，说三妗母和表姐春节后从内蒙回来，现在准备回去了，却没有盘缠，要我赶紧寄回几十元钱去，以解燃眉之急。三舅一家在我上大学时曾资助过我，我二话没说，立即寄去八十元。秋天开学就能戴上手表的梦想只能推到第二年以后再实现了。
那时，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手表对于一个教师的极端重要性。我因为没有手表，刚开始时常常不是提前讲完就是拖堂。平时还不算什么，只要你课讲得好，学生一般还是不大计较这个的。但临到领导听课，特别是在全校的教学观摩中上公开课的时候，提前结束和延时拖堂便成了大忌。为此，那三年，我在备好课后几乎每节课都要在下面看着教研组的时钟讲一两次，以此苦练准确掌控45分钟的讲课基本功。我的那种不看表却能在正好布置完作业讲完最后一句话时下课铃声正好响起的过硬功夫正是在这种情境下练出来的。没有表时无法准确掌控课堂上的45分钟，有了表后却反而觉得好像派不上多少用场，这也许就叫做辩证法吧。
转眼已经到了我们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各种想不到的花销纷至沓来。说来也真是惭愧，我分配工作已过四年，竟没能攒下几百元钱，没办法，只好向亲朋好友筹借了。举债结婚，处处俭省，该给你买的没有买，该给你父母的没有给，让你一生因之心痛，本已对你不起；刚建立家庭，便让你节衣缩食，入得门来就还债，我又怎能说出口？但我真的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如实以告，等着你大骂我一顿。反正已经是夫妻了，挨一顿骂也无妨，打是亲，骂是爱嘛。
但你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说的好轻松：
“结婚借债，这是常事儿；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早还了早省心，从下个月开始，你一发了工资，就扣下20元用来还债，一年多不是就还完了嘛。钱没穷尽，无非是再俭省些，有了就花，没了也就自然不花了。”
由于你的温柔贤惠和善解人意，我的心灵感受到莫大的安慰，我们的心从此更紧密地联在一起。以至以后的多少年里，我们还常常提起那晚我们之间的絮语，把它作为你我相濡以沫的经典例证，也把它作为教育孩子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