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城乡的新型城镇化

超越城乡的新型城镇化一文创作于：2023-08-16 05:20:25，全文字数：46458。

摘 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城乡地域空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和实践载体。当前，学术界未能构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去系统阐释中国城镇化演进中的主体、制度和空间等多重逻辑的辩证互构。反思性借鉴日本地域社会学理论，构建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主体—制度—空间”三位一体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阐释新型城镇化实践的主体、制度与空间三重逻辑。从“经济人”与“社会人”良性互构角度构建迈向融合共享的新型城镇化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中国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要聚焦“人”的多元属性和现实诉求，以及整体性嬗变的制度障碍和体制困境，也必须关注城镇化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域构造模式及其社会秩序整合的空间逻辑。一方面要切实转换发展思路、升级动能模式，真正把“人”的多样性诉求和多元化利益摆在首要位置，积极运用赋权增能的方法，把城乡地域社会演化及其空间实践的权利真正赋予城镇化的主体；另一方面要通过赋权增能落实城乡融合发展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灵活运用空间融合理念，积极营造有利于培育普遍主义价值规范和形塑主体性行动体系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地域社会；地域整合；主体重塑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3）04-0075-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3.00.037

收稿日期：2022-10-17；

修订日期：2023-02-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跨县搬迁社区治理与后期扶持研究”（21&ZD183）。

作者简介：田鹏，社会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乡二元体制机制和发展格局的不断破除，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成为新时期提升城镇发展质量、落实城乡融合战略以及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坚持以稳就业安居为导向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代化质量就成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如何科学界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意涵，以及全面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县域融合等战略部署之间的逻辑关联，就成为一个兼具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

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规划和区域格局、动力机制和推进模式、新型城镇化与基层社区治理等方面［2］。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就近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壮大［3］。新型城镇化通过空间合理规划与人口有序流动，能够为实现城乡区域和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空间保障［4］。中国城镇化应当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乡村等不同层级之间构建有机衔接、高效配置的推进模式［5］。中国城市因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和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机制，导致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合和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困境和制度性壁垒［6］。制度壁垒和体制困境不仅制约着农业转型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双重融入［7］，还会在身份认同、地域归属和心理建设等方面阻碍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转型、现代化嬗变和主体性重塑［8］。

从知识生成及其累进规律来看，当前学术界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学理研究和理论成果难以形成学术合力效应，难以通过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阐释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制度及主体等相关议题，而这些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需要有一个系统考量。在理论视角层面构建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对于科学阐释上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既有研究仅采用城市社会学或农村社会学单一理论视角，难以系统考察城镇化演进的历史全貌，学术界亟待构建一个多视角、跨学科、超越城乡的整体性理论框架［9］。20世?60年代兴起于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对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历史演进及当代发展的“理论饥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二、从城乡社会到地域社会：地域社会理论启示及本土化分析框架

1. 地域社会学：研究议题与理论意涵

20世纪60年代伊始，日本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都市过密化—乡村过疏化的城乡结构演化趋势和区域发展模式，传统农村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都难以有效应对当时日本城乡发展演化进程中的过疏—过密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化理论本土化困境。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兴起了地域社会学，它以地域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聚焦地域构造、阶层形成、地域规范及其内在行动逻辑［10］。

地域社会是指基于空间互动和地缘关联形成的组织或集团的结构及关系性总体［11］。地域社会学突破传统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中将城乡关系和空间关联视作孤立、分离甚至是冲突的二元结构，重点关注过疏—过密结构失衡和关系断裂的现实背景下，多元化地域社会类型的生成演化动力以及地域整合机制；且随着城乡结构演化的逐渐定型和固化，地域社会学研究议题逐渐转向地域社会生活化理论议题［12］。

2. 从村落共同体到地域社会：奥田道大的地域社会理论

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从价值观和社会行动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地域格差演进的动力机制及其不同地域构造的实践样态。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从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转型与变迁的经验过程出发，基于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价值观导向和主体性—客体性社会行动体系这两对二元模式变项，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地域构造模式（详见图1）；同时，从利益结构、价值规范和主体行动三个层面动态考察城乡地域格差演进过程中多元地域构造的经验样态和秩序重建的实践规律。

20世纪80年代伊始，日本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传统地域共同体”（I）持续转型和不断变迁，面临包括农业凋敝、农民贫困以及农村解体等现实困境，基于血缘、地缘等特殊主义价值规范和熟人行动规则的主体性社会行动体系难以为继，逐渐形成“失范型地域社会”（IV）。为应对“失范型地域社会”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和乡村解体，日本国内开始实施乡村复兴计划和地域振兴战略。随着农村产业逐渐复兴、农业人才不断回流、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市场意识和公共精神逐渐取代特殊主义价值导向和熟人行动规则，“失范型地域社会”逐渐向“自我型地域社会”（III）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城乡地域格差演进中的过密化—过疏化结构得到了实质性改善，“自我型地域社会”顺利过渡到“地域社会”（II）。

3. 超越城乡的地域整合与主体重塑：地域社会理论的学理性启示

从地域社会学视角来看，推进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营造有利于不同群体现实诉求满足的地域社会构造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通过构建地域社会公共性与主体性行动体系，从而实现“人”的行动再造和主体重塑。不论是村庄、小城镇还是县城，甚至是大中小城市空间，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层级地域社会营造及其空间秩序整合，都是为了重塑一个城镇化了的“人”，让他们能够共享不同地域社会构造模式下的地域福祉、公共生活、社会治理，并基于普遍主义价值规范构建新地域公共性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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