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一文创作于：2023-04-12 01:07:09，全文字数：18582。

文 张虎祥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就，确保了经济逆势增长与社会稳定发展，社会治理创新效能持续提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党中央部署，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平稳转段既是对公共卫生提出要求，也是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必须做好过渡期管理。展望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要直面风险常态化、社会再陌生化以及心理震荡等现实挑战，更好实现关系和谐、心态稳定及社会有序运行，亟待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持续发力。

一、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震荡，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基本环境。从今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实践看，我国已经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并逐步回归常态社会生活的过渡期，也意味着疫情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扰动会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失序及其对民生与产业、就业等的冲击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由此呈现出以下三方面挑战。

一是疫情（社会）风险的常态化、弥散性和联动性。从全球来看，随着疫情冲击、俄乌冲突以及区域冲突的长期化，疫情和其他社会风险日渐常态化，这也成为我们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治理挑战的基本出发点。病毒的不断变异及其传播力的增强，使得疫情感染涉及面、波及人群会不断增加，进而使得这种病毒感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展，并逐步趋向于常态化。这种风险常态化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强，甚至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不确定性社会的运行对我们的决策机制、应变方式与行动策略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1]而伴随常态化社会风险而来的是风险的弥散性进一步加强，病毒以人为宿主，并随着人群的流动、人际互动及其群体活动逐步增多而不断传播，尤其是在中国“超级流动社会”的现实背景下，[2]必然会随之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持续反复扩散，“风险的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其中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3]尤其是我们身处当今超级流动社会的情境下，大规模、高频率与多变动的国际国内流动已然将全体人类纳入风险情境中而概莫能外；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由于疫情传播带来的风险具有联动性，疫情风险外溢到经济社会以及精神领域，进而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甚至社会秩序，社会的局部或领域、层次的短时或长期失序直接影响到了整体社会系统的正常运作，呈现出片段化、碎片化及缺失性并存的局面。这种联动性的风险甚至会遵循病毒扩散的逻辑而显示其影响力，在影响人们生活、工作、经济活动的同时引发其他次生风险。

二是在常态化风险所带来的社会“再陌生化”的进一步强化，直接影响社会信任关系的形成及作用发挥。笔者曾指出，随着疫情社会风险的叠加，原先城市社会中的陌生化进程会加强并呈现出“再陌生化”的发展趋势，其直接影响到个体、组织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变动，或者说这种风险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既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并持续威胁和抵消之前社会治理的诸多努力，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坏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进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离。[4]近年来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而产生的诸多争议，实际上也反映了面对疫情风险不确定性的认知，在专家、公众及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形成了“信息鸿沟”，而既有公共信任也很难促进各主体间形成共识。有学者指出，持续再生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公共信任风险步入再生产状态，公共信任机制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基于过去确定性经验的传统公共信任机制正在朝着面向不确定性未来的新型公共信任机制转变，公共信任机制在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的同时，自身的不确定性属性也持续攀升。[5]换言之，这种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公共信任机制，很难在公众个体面对疫情风险时提供有力的支撑，进而会使个体回归到自我构建的安全环境而与其他人相隔离，从而促进社会再陌生化的再生产。

三是伴随疫情波动而来的社会心态失衡。尤其是随着海量良莠不齐、真伪并存的信息持续影响，会使得社会心态波动性增强，带来公众心理震荡甚至直接导致社会性矛盾和冲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过渡阶段，间或反复的个体或群体的疫情感染、死亡以及防控、复工复产等信息都会通过各种媒介得到广泛传播，而对这些信息的流通、解读甚或是过度解读，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思维判断进而影响其行为趋向。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所产生的恐惧、焦虑等不良心理，又通过各种（网络）媒体向公众展现和表达，极易引发主流信息的湮没和个体感受的社会性放大，加之各种信息真伪难辨，极易造成“信息超载”和“信息茧房”效应，[6]从而加重个体的心理焦虑与精神压力。随着后文述及的线上线下社会的联动，个体很容易根据自身获取的信息（来自私人网络或者自媒体等未经证实的渠道）形成社会情境的定义（可能与现实并不相符），进而可能采取自认为理性的行为来避险，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并由此造成全社会的非理性化。

总体上看，随着疫情防控向常态化社会的转段，社会治理也面临着极为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境：一方面，由于其高传播性低病死率的特性仍然会使社会成员心存焦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策调整和修正的频繁性，也会使得人们更难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疫情长期化和对社会影响的深远性，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策略和路径的调整，在能够聚焦短期内问题、有效处置矛盾的同时，要更具有战略性的思考。

二、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实践的特征

有学者指出，所谓后疫情时代，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而是一个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暴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的发作，可能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7]也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多变的时代，由此对社会治理的调整和应对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具体来说，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要关注到前述三方面挑战影响的同时，更要把握好常态与非常态转换、技术与社会交互以及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三重特征。

一是常态与非常态转换。在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强，进而会导致社会运行在常态和非常态间频繁转换，并由此带来不稳定状态，确定性事件及其运行为不确定变化所打断，进而呈现出一种社会非常态运作的常态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现实预期，也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不可预期性。相较于常态治理针对已知的确定性事件处理大量日常性事务，其构成要素和运行规律具有规律性，非常态化使得这种规律性更趋局部化、片段化，总体仍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特征。近年来这种常规治理“碎片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各主体之间相互排斥、权责失衡，无法形成治理合力，导致基层治理效率不高，而运动式治理（短时间动员）又很难持续且具有极强的副作用，二者无法相互转换，导致基层难以有效应对。[8]尤其是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相关部门在决策和落实过程中不时出现自行其是、条块分割甚至单打独斗的情况，体现出政府行政治理所强调的纵向秩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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