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节：与“偏房”共天下(4)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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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宋代的中央权力结构是历代最合理的，国家权力的运转也是最制度化的，没有出现“偏房”得势而“正室”失权的局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相权被削弱了，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这个看法其实不是很准确，就宰相个人而言，权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领的正式权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远比前朝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与“偏房”的浸润。

宋代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的朝代，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尽管当时也有太后垂帘听政，但那只是特殊情况下摄行皇权，并没有出现一个钳制外朝的内朝。对外戚则“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对宦官也是规定“不典兵、不预政”。

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人评价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虽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虚饰之言。我们可以举一个例证，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我们看过汉唐的私臣乱政，就会觉得宋代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实为难能可贵。

郭嵩焘认为“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其实，“奸臣”论比较勉强，哪个朝代没有奸臣呢？何况，平心而论，北宋的奸臣应该比之前之后的朝代少见一些。至于“外国”论，宋朝积弱，强敌环伺，的确不能不与西夏、辽、金、蒙古等政权“共天下”，不过这不属于本文所欲分析的权力结构范围，不必细述。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宋代君主与何人共治天下，当时的政治精英已有精辟说法。宋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意欲变法的宋神宗召大臣议事，枢密使（宰相）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士大夫历来是官僚系统的基石，所谓“与士大夫治天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正式权力系统的稳固地位。

遗憾的是，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宋之后的元代是一个具有神权倾向的政权，喇嘛教被定为国教，皇帝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帝师体制造就了一个骄横跋扈的隐权力集团——僧侣阶层，他们不仅干预政事，连皇室成员也敢欺负。所以郭嵩焘才有“元与番僧共天下”的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