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昭的全盘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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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诸葛诞在淮南专擅坐大的情况，司马昭毫无姑息之念。他并非不知道强征诸葛诞入京的后果，但他依然非常强硬地发出了征调诏书。这是因为：他早已成竹在胸，要借用诸葛诞的人头来做自己立威天下的“祭品”。从这一点而言，诸葛诞其实是被司马昭强行“逼反”的。

当诸葛诞叛乱的消息传来，《晋书·文帝纪》记载：

议者请速伐之，帝（指司马昭）曰：“诞以毌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

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舆仍出，皆所以奋扬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暂临戎，使将士得凭天威。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

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假廷尉何桢节，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司马昭对荡平诸葛诞之役已经有了两个心理准备：一是打大仗、打硬仗；二是打持久战、打攻坚战。既然不能在旦夕之间了结此役，他反而显得不慌不忙、从容不迫。毕竟，司马氏集团的综合实力对诸葛诞一方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有了这样的底气，司马昭准备放开手脚，谋划着将这一场平叛之战打出响当当的口碑来，并作为展现司马氏集团超强实力以威慑四海的标志性战绩。

从这个目标出发，司马昭和他的“谋士团”认真选定了自己的战略性构思蓝本。而这个蓝本，就是那位“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而曾与司马师齐名的玄学放达派名士首领夏侯玄所写的《乐毅论》。虽然夏侯玄先前已经作为司马家的隐性政敌早被除掉了，但他这篇代表着后三国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最高水准的绝妙文章《乐毅论》仍然在魏国上下发挥着深远影响。司马昭和他的谋主钟会，曾经都是夏侯玄的“粉丝”。他俩基本上都是以这篇文章的精神主旨来指挥寿春平叛之役的。

司马昭和钟会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夏侯玄的《乐毅论》确实写得理明而词畅、高瞻而远瞩，实为用兵伐敌之至高龟鉴。

世人多以乐毅不时拔莒即墨（为劣是以叙而）论之。夫求古贤之意，宜以大者远者先之，必迂回而难通，然后已焉可也。今乐氏之趣，或者其未尽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贤失指于将来，不亦惜哉？观乐生遗燕惠王书，其殆庶乎机，合乎道以终始者与？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业于至公，而以天下为心者也。夫欲极道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业定矣。

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则心无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则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夫讨齐以明燕主之义，此兵不兴于为利矣。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于天下矣；迈至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

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愿释干戈，赖我犹亲，善守之智，无所之施。然则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义也，任穷则从，微子适周之道也，开弥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使夫忠者遂节，通者义著，昭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下应如草。道光宇宙，贤者托心。邻国倾慕，四海延颈，思戴燕主，仰望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变，世所不图，败于垂成，时运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则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齐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间，侈杀伤之残，示四国之人，是纵暴易乱，贪以成私。邻国望之，其犹犲虎。既大堕称兵之义，而丧济弱之仁，亏齐士之节，废廉善之风，掩宏通之度，弃王德之隆，虽二城几于可拔，覇王之事，逝其远矣。然则燕虽兼齐，其与世主何以诛哉？其与邻敌何以相顷？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岂不知不速之致变哉？顾业乖与变同，由是言之，乐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从后面的战役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司马昭和他的“谋士团”“战将团”几乎完全是遵循着《乐毅论》中“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的原则去实施执行的。司马昭就是要把寿春之役打成一场举世瞩目的“仁义之战”“德攻之战”，令吴、蜀二方为之折服。

确定好《乐毅论》为战略指导思想后，司马昭便开始着手布局围剿诸葛诞了。

大将军司马文王（指司马昭）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

在他亲自出马之前，麾下大将王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已然率领先锋部队抢先赶到寿春城下，结栅设垒，连营立阵，准备围而攻之。

诸葛诞却固守城中，并未发兵迎击—他在等候东吴援军的大举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