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施政“副众心之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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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立魏当途，一向遵循的是“乱世用重典”的法家手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

太祖（指曹操）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读到这个故事时，当我们在为曹操的“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而拍手称快之际，却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细节：其实，大权阉蹇硕的叔父仅仅是犯了宵禁，便被曹操毙于杖下，是否未免太过苛酷了？

《史记·李广列传》里写道：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依《汉律》，那时的李广犯了宵禁也只是被扣在亭舍滞留了一个晚上。然而到了曹操手底下，竟成了“杖刑而毙”？由此可见，曹氏重刑过滥、恃强越度，是他固有的行事之风。

而正是在曹操以身作则的带动和影响之下，曹丕、曹叡等人基本上都坚持了他的法家严酷之术，而未做到与时俱进、与民为安。曹丕以私怨而滥杀鲍勋、曹叡以校事而苛察百官，都是曹氏法家严酷路线的流弊。所以，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才在《读通鉴论》中评论道：

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附之，以峻削严迫相尚。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终魏之世，兵旅亟兴，而无敢为萑苇之寇，乃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矣。

司马氏集团当国掌权之后，却一反前轨，为收揽民心，令贾充、郑冲、荀顗等大臣在汉律的基础上修订法律，他们的具体做法有：“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避免滥刑于众；“省禁锢相告之条”，破除魏室先前密网般的“校事特务统治”；“轻过误，老、少、女人当罚金、杖罚者，皆令半之”。对犯有轻罪的老人、少年及女性等弱势群体，施行罚金或杖刑时，一律减半处置；“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正式以礼教训导取代了刑名之偏枯，以礼为法，以德治民。当然，司马氏这些举措也有时难免会流于形式、流于虚仪，但的确充满了儒家化的人情味儿。

（司马昭）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邵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摘自《晋书·刑法志》）

据此，王夫之评论司马氏集团“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缙绅以迄编氓，乃知有生人之乐”。公开肯定了他们的律法条令比曹魏集团更加宽和、更加进步、更加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