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骄，蜀汉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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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盛产英雄和名士，而且他们所达到的成就之高是后世人才难以企及的。在这其中，除了蜀相诸葛亮被民间各派推崇为神机妙算的“智圣”之外，还有一位名将也被三教九流之徒推上了神坛。他，就是关羽。
到明清时期，关羽已被神话为“武圣人”和“财神爷”的化身。他甚至得到了历代官方的礼仪认可—他的关帝庙，是除皇室之外唯一可以拥有“二龙戏珠”图饰的祭祀场所。而“龙”这个权力图腾，在古代寓意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
可是，关羽身后的滔滔荣誉，并不能掩饰他生前的重大败迹。《三国志》里评价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说具体一些，就是指关羽因骄致败、痛失荆州，使蜀汉的国策“隆中对”方略成为一纸空言。这个咎责，是关羽终身的重大瑕疵。
当然，也有部分读者会觉得这个评价对关羽不太公平。毕竟当时关羽是在以弱抗强，于寡不敌众的情形下还取得了“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攻克樊城”的大捷，后来又是被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联手绞杀的。因此，关羽可谓虽败犹荣。
但是，从当时的各方情势与实力对比来看，关羽身在荆州，坐拥江陵数郡，“外拓虽不足，自守则有余”。况且，蜀汉最高统治集团交给关羽的根本任务是“固守荆州”而绝非“妄兴北伐”。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之际发动襄樊之役，完全是对自己这一根本任务的“本末倒置”。
而造成这一“本末倒置”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关羽的骄傲自负。关羽骄矜到自以为可以“孤掌而鸣”，自以为可以倚仗一己之力来实现“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隆中对东进方略！
当然，关羽之骄傲自大，在他自己看来，也许是有资本的。宋代兵策名著《何博士备论》中讲：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
关羽多年追随刘备出生入死、建功立业，又有“桃园三结义”的帮派伙伴关系，他在刘备集团内部恃骄而为是有着坚实底气的。在这方面，连刘备集团文官之首诸葛亮甚至都不敢轻易捋他的“虎须”。
关羽的骄气，在自守荆州的前几年还没有过多地表露。那时候，江东集团的西翼主将鲁肃出于“联刘抗曹”的大局需要，对他在荆州的种种挑衅行为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包容。但关羽可能反倒认为是江东集团怕了他的武力，丝毫没有从内心深处意识到隆中对方略里“东和孙权以抗曹操”的重要性。
直到刘备征取汉中、大封“五虎上将”之际，关羽的骄气才彻底爆发了，他对马超、黄忠的傲视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
（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比谁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摘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摘自《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虽然最终在诸葛亮、费诗的劝说下，关羽一时抑制住了自己的骄气，没有酿成公开化的冲突。但关羽终究是明服而暗不服的。他为了彰显自己比马超、黄忠更为骁勇和优秀，终于不顾实际情况，先斩后奏，利用“假节钺”的便宜之权，悍然发动了“襄樊之役”。
在史书记载中，没有刘备、诸葛亮对襄樊之役的任何表态。而且，刚刚经历过汉中争夺战的刘备、诸葛亮亦是喘息未定，实在无力再从荆州方面对曹魏进行单翼作战。所以，基本上刘备集团最高层对关羽的这一场军事突击行动是既难以提供后勤支持，又难以增补投放兵力。而关羽也分明是没有和刘备、诸葛亮在事先充分沟通、协调的。他的“襄樊之战”，几乎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
就是在荆州集团内部，关羽也未曾整合好绝大多数部属的思想和力量来发动这场战役。傅士仁、麋芳、潘濬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对这场即将发动的襄樊之战，都抱有不同程度的犹豫和质疑，但在关羽的“咄咄”虎威之下，他们选择了沉默。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的这场虎头蛇尾的襄樊之战，从根本上便是关羽一个人推动起来的。
在这场战役中，关羽的骄气毕露无奈，表现在他的极度轻敌之上：一是对盘踞中原十余年的曹魏集团的极度轻敌，二是对虎视在侧的江东孙权集团的极度轻视。
首先，在关羽与曹魏荆襄集团作战初期，他得天时之利而“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争樊城，一时威震华夏，险些吓得曹操要迁都。这也进一步滋长了关羽的骄气，让他头脑发热，难以冷静。
然而，曹操身边谋士如云、良将如雨，其综合实力之强绝非关羽所能匹敌。在谋略层面，曹操接受了司马懿的献计，启动了“联孙制关”之方略，“许割江南以封（孙）权”，与孙权腹背夹击关羽；在军事层面，曹操调遣大将徐晃赴临襄阳驰援，同时他自己也亲率二十四营劲旅殿后而发。这一下，仅有区区数万兵马的关羽如何抵挡得住？他此刻迅速回防江陵、南郡等地，应是上上之策。可是，从他背后射来的“暗箭”，已经令他难以回头了。
射来“暗箭”的，正是孙权集团。孙权集团利用了关羽的骄气，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麻痹蒙蔽和欲擒故纵。
孙权集团的第一招是先让吕蒙装病返回建业，使关羽误以为“眼中钉”已被拔除而防备生懈。
（吕）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摘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孙权集团的第二招则是故意换上貌似文弱的陆逊来代领吕蒙之职，对关羽示以谦卑，屯守陆口要塞，先行布局筹备。
（陆）逊至陆口，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廪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形状，陈其可擒之要。（摘自《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孙权集团的第三招，便是孙权亲自出马，假意表态亲领雄师以助关羽北伐中原，而实则取道来袭关羽。
（关）羽围樊，（孙）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摘自《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孙权集团这一整套“组合拳”下来，关羽误以为他们个个不足为惧，遂将本境南部的兵力撤走大半，导致后方空虚，被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一举抄底偷袭。
至此，在曹、孙两派的腹背夹击之下，关羽进退两难，不得不收敛骄气，连呼东三郡的刘封、孟达等火速来援。但东三郡的实际情形却十分严峻：孟达最为圆滑，已经看出关羽败局难挽，肯定是不想为此而虚掷自己的私家兵；申仪、申耽兄弟亦是“墙头草”，关键时刻顶不上用。唯有刘封是刘备集团的骨干成员，他在道义层面上是最应该驰援关羽的。但刘封与关羽的关系又不甚融洽，而且他也是骄悍成性，所以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就这样，曾经不可一世的“战神”关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败走麦城，被擒身亡。
纵观襄樊事件本末，我们可以发现，每到关羽一方遭到暗算狙击的紧要关头，竟无一名得力谋士站出来为关羽出谋划策，防患于未然。曹操身边有司马懿、蒋济，孙权身边有吕蒙、陆逊，关羽身边又有什么名士呢？整个襄樊之役，似乎都是关羽自断自行、自负其咎。史书称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正是戳中了关羽的性格要害，因为“善待卒伍”，关羽故能似李广一般将兵一心、可战可捷；因为“骄于士大夫”，所以关羽刚愎自用，有贤而不敬，有才而不用，无法集思广益，在骄横之路上越来越偏、越走越远。
一个“骄”字，使关羽身殁麦城、荆州尽失，也使蜀汉东翼基地全无，从此只能偏居割据，难以问鼎中原。
关羽之骄，实乃蜀汉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