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曹操为什么不做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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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年间荀彧及拥汉派的“反曹暗斗”
公元196年，是东汉建安元年，从这一年起，曹操亲迎汉献帝刘协迁都于许县，将汉室小朝廷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并施行“奉天子以令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之两大方略，把自己的代汉大业一步一步推向了巅峰。
虽然在此期间，曹操于表面上对汉帝表现出了极度的恭敬和尊崇，但以荀彧、杨彪、孔融为首的拥汉派却是不易被骗的。他们和曹操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不露声色的暗斗，多方掣肘和牵制，严重阻碍了曹操“化家为国、以曹代汉”的谋划进程。
在消灭袁绍之前，杨彪、荀彧、孔融等拥汉派对曹操是鼎力支持的。毕竟，当时的袁绍是曹操和拥汉派共同的大敌。他们只有携起手来一致对外，才能取得抗袁胜利。
官渡之战结束，袁绍大败之后，曹操志得意满，骄气勃发，企图在代汉大业上更进一步。《后汉书》记载：
（建安）九年，（曹）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曹操正有此意，将欲从之，求问于荀彧。
荀彧的目光何等之敏锐，一下便明白了曹操的言外之意：他想以冀州为基地而拓展自己的代汉之业！想不到刚刚铲除了一个大逆贼袁绍，却又产生了第二个“袁绍”！但荀彧此刻亦不能硬行劝阻，便采用“摆事实，算细账，量得失”的方法向曹操婉言进谏。
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摘自《后汉书·荀彧传》）
见到荀彧把利弊得失算得如此精确，曹操也只好答道：“微足之下相难，所失多矣！”于是，搁浅了复置九州的动议。
这是荀彧及拥汉派与曹操在建安年间的第一个回合，荀彧险胜一招。从此之后，他们双方的暗斗就正式拉开了帷幕。
时隔不久，曹操将提议“复置九州”的劝进功臣董昭擢拔成“千秋亭侯”，与荀彧所获得的“万岁亭侯”形成意味深长的鲜明对照，以此暗示荀彧应当从此拥曹代汉。
然而，荀彧对此保持了沉默，没有做出任何响应。
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基本上已经底定北方，终于腾出手来，意图对许都的汉室小朝廷实行“权力洗牌”。《后汉书·杨彪传》记载了他祭出的一记重招—“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要破除拥汉派世族集团的世袭之权，削减出诸多的列侯爵位，然后由他来安插自己的亲信之士。
这一个回合中，他高举着“任人唯贤、废除冗官”的大旗，连荀彧也不能公开反对。很显然，他胜了一招。拥汉派的首领杨彪见势不妙，遂以退为进，称疾请辞，把太尉之位虚悬了出来。
曹操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了“废除三公、自任丞相”的揽权之谋，但他隐而不发，还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出手。
到了第二年，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亲征乌桓，不料他最得力的谋士“智囊”郭嘉却在随行途中暴病而亡。他的死亡，极是蹊跷。郭嘉曾经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而言：
吾往南方，则不生还。（摘自《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然而最吊诡的是，他此番到了北方，反而性命不保。笔者据此推测，郭嘉应该是死于非正常的下毒暗杀，而非自然患病死亡。他的死亡，令曹操折一臂膀、损失极大，同时在客观上造成了拥汉派势力获益最大。不过，此事到底是不是拥汉派势力或反曹派势力所为，史书没有明载，笔者于此仅作一家之言，可供一览。
就在这同一年，曹操已经决定“废除三公、自任丞相、独揽大权”。他欲行此事，必先求得荀彧等世族领袖的支持。为此，他亲上奏表，要为荀彧加官晋爵，与自己同升共荣。
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复若南征刘表，委弃兖、豫，饥军深入，逾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摘自《后汉书·荀彧传》）
他这是极为高明的笼络收买之术。荀彧自然识得破，却不为所动，“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
曹操向荀彧展示了自己应该展示的善意之后，接下来便是雷厉风行地推行自己“废三公、设丞相”之揽权大略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开始着手“废除三公”。当时的“三公”之中，太尉杨彪已经称疾而退，还留有拥汉派名士、司徒赵温。赵温自以为可将曹操长子曹丕纳入汉室台阁为人质而制约曹氏，遂征辟曹丕为自己属下的掾吏。不料，曹操突然翻脸，反手一剑，上奏指责他“私厚己之子弟，选举不实”，免去了赵温的司徒之职。至此，杨彪退位，赵温免官，三公之中就只剩下曹操这个司空在位。于是，曹操便顺水推舟，借势而上，自任丞相，位冠百僚，权倾天下。
拥汉派大臣们对此甚为不满。太中大夫孔融上奏汉帝，请求恢复古制，在京师方圆千里寰内不以其地封赐臣下。而曹操身为武平县侯，他的封邑武平县距离许都仅有三百里路程，恰巧就在这京师方圆千里寰内，若依孔融的奏议，难不成还要他退出县邑交归汉室？
曹操暴怒之下，也顾不得孔融那圣门后裔、士林领袖的名流身份，借御史大夫郗虑之手，捏造了种种罪名，把孔融下狱处死，同时为自己南征刘表而开刀祭旗。
这是曹操和拥汉派大臣们公开决裂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曹操基本上不再掩饰他“以曹代汉”的真面目了。应该有许多卿士大夫向曹操求情宽饶孔融，但曹操一句也没听。而荀彧也从此在史简里沉默了。
曹操拿下荆州之顺利如有神助，所以他得意扬扬，以为凭着一纸书函就能吓得江东孙权不战而降。不料，孙权却和刘备组成了联军，与他兵戎相见，毫不示弱。
赤壁之战过程中，曹操才突然发现以荀彧、荀攸叔侄为核心的智囊团竟是毫无作为，未曾向他进献一计一策！原来，拥汉派名士们为了报复他滥杀孔融、独揽大权，决定和他断绝一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曹操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所以他在华容道上逃出生天时，才会仰天痛呼：“哀哉奉孝（指郭嘉）！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这一个回合，曹操大输特输—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机会，只得含泪忍看鼎分之势渐成！
但曹操在夺得荆州后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在荆襄之地上，他可以招揽到一批崭新的人才为己所用，冲破中原名门世族集团的垄断。于是，荆襄名士桓阶被他选中，并任为丞相府主簿，总领万机，以此与中原名士大夫们制衡。
为了打破拥汉派士族集团对朝廷人事选任大权的垄断，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之春，曹操绕过尚书台选曹署，直接发令给各州郡。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摘自《三国志》）
然而，此举依然是一记“空拳”，虚而无力。荀彧本人就是“好士爱奇”之伟杰，对曹氏的用人方针并不排斥。更何况荀彧实为中原贤士大夫的至高领袖，“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他的影响力岂是曹操所能比拟的？曹操招来的人才，终是和江东的张昭一样“入宫则拜曹，出宫则拜荀”。
在不可逆转的时势催逼之下，曹操已经年近六旬，上天留给他的时间不太多了，他和荀彧终于走到了“图穷匕见”的关头。
不过，曹操也明白荀彧手中还有一张非常厚实的“底牌”—那就是以司隶校尉之职兼持节督关中诸军的钟繇。荀彧与钟繇同出颍川一脉，又素有通家之好，关系深厚之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载：
钟繇以为颜子既殁，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
可见，钟繇对荀彧之推崇无以复加。
此刻，钟繇坐镇关中，手下有马腾父子、韩遂等多股军队，在官渡之战时还能拨出二千多匹战马支援曹操，可谓举足轻重。荀彧一旦与钟繇东西联手勤王扶汉，对曹操腹背夹击，那就不堪设想了。
曹操有如芒刺在背，便将西征关中之事摆上了议程。丞相府仓曹属高柔不知其真正用意，建议道：“大兵西出，韩遂、马超疑为袭己，必相扇动。”曹操自有成竹在胸，对他的进言毫不理睬。
其实，他把钟繇的忠汉之诚真是高估了。钟繇不似荀彧，他一直在汉室和曹氏之间玩着“两面下注”的把戏：一方面他假意装病避事而让曹操对他不生疑忌，另一方面他亦暗暗利用关中势力为汉室撑腰。例如拥汉派名臣苏则当时身为武都郡太守，显然就是钟繇一手提拔的。《三国志》里记载：
（苏）则及临淄侯（曹）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
而马腾、马超父子和韩遂对曹操的敌意，应该也是钟繇暗中离间种下的。
荀彧在汉室如此危急之际，可能也想过要借用钟繇的关中兵力来制约曹操。但行事务求周密的他，亦看出钟繇其实只是关中诸军的弱势“盟主”，手下各部人马十分松散，根本拧不成“一股绳”对外出击。而曹操又用兵如神、所向披靡，纵是钟繇迫不得已拉起大旗反戈一击，只怕也是败多胜少。他只能寄望于用钟繇的这几股兵力对曹操从客观上造成几分牵制就足够了。
曹操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关中，佯装以讨伐张鲁为借口而调动大量嫡系部队强行入陕夺权。实际上，他本可以命令钟繇自行率领韩遂、马超等人马南伐汉中。但他真正的用意是从钟繇手中夺走关中军权，又怎会下令让钟繇借战立功从而把军权抓得更牢呢？
钟繇也十分聪明，故意将曹操的讨张之令公开散发至雍、凉二州，顿时激得马超、韩遂等人惧而叛乱，把关中炒成了一锅“沸水”。而他则顺势让出兵权，在明面上给了曹操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曹操对钟繇的“通达时务”是比较满意的。他把钟繇立刻转任为丞相府“前军师”的文职，同时任用夏侯渊代替钟繇屯据长安。关中的军权，终于全部落到了他的掌中。从此，拥汉派再无地方势力作为支撑。
正是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董昭公开跳了出来，站到前台提出了劝进曹操为魏公的奏议，向拥汉派世族集团彻底摊牌。
荀彧除了在口头上表示异议之外，毫无制约之力。
曹操荡平韩遂、马超之后，东来许都，悍然动用最后一招：借着共讨孙权的名义将荀彧强行扣在自己的幕府之中，令他无法再用汉朝尚书令的身份和职权为汉献帝效忠。
几天后，曹操带兵杀向孙权的驻地濡须口，荀彧“因病”留守寿春。稍晚，荀彧忧愤之极，服毒自尽。
第二年正月，也就是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逼汉帝下诏，合并冀、幽、并、青、徐、兖、司、豫、荆等十四州，复为古之“九州”。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时的那个动议，在九年之后化为了现实。
过了四个月，汉帝再次下旨：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这一次，朝堂之上再没了孔融那清越激昂的声音和荀彧那岸然卓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