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兴平年间世族集团的“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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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灵帝暴亡而至汉少帝刘辩即位的短短数十天内，外戚集团、名门世族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进入了“你死我活、不择手段”的白热化阶段。

以国舅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袁隗叔侄（包括袁绍、袁术）、杨彪、王允为代表的名门世族集团实现紧密的政治联盟，甚至招来外将董卓、丁原等人，意欲内外合力以铲除宦官集团。不料，宦官集团借用狙击暗杀的方式，先发制人，反而一举将何进刺死于内廷。袁绍、袁术、王允、吴匡等人遂以替何进报仇为名率兵闯入宫中大开杀戒，屠戮所有的宦官。

（袁）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

而宦官集团的首领张让、段圭等人亦被王允派来的部将闵贡逼得全部投河而死。

张让、段圭等人临死前释放了被他们胁持出宫的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只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遗言：

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

宦官集团虽然作恶多端，但它终究是汉室皇权的一道重要藩屏。宦官们其实只是皇权的延伸。因为外廷负责具体政务的卿士尚书们和名门世族、外戚重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帝难以依靠他们从内部彼此制衡；只有宦官单身无后，又出自寒门，汉帝才能倚用他们对抗外戚和权臣。

汉末许多名门世族利用政治特权收纳隐户，大量地逃税漏税，令汉廷财政十分紧张。汉帝也只有派出宦官以“买官钱”的名义从卿士大夫们身上“损有余而补国库之不足”。这些“脏活儿”，都是宦官集团替汉帝做下的，所以他们才被外戚集团和名门世族集团共同厌恶而除之。当然，不少宦官滥用了皇权，狐假虎威、贪污腐化、中饱私囊，也应当受到惩处。但他们整个集团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斩尽杀绝，却令汉室皇权“三分缺一”，弱化了许多。

更要命的是，在这场混乱中，何进的弟弟何苗又遭到了西凉武人集团首领董卓、董旻兄弟唆使何进的部曲吴匡等人趁乱诛杀。

董卓一派入京夺得大权后，更是反客为主、雷霆出击，鸩杀何太后，废除何太后之子刘辩的天子之位，改立单身无外戚的陈留王刘协为新帝，将以何氏一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一网打尽。

吴匡等素怨（何）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仇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董）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摘自《后汉书·何进传》）

至此，汉室原有的权力支柱又去其一，只剩下名门世族集团在朝野内外“一枝独大”。这就是汉献帝初平、兴平年间的政治权力格局变化情况。

以袁绍、杨彪、王允等为代表的名门世族集团正欲重振朝纲、有所作为，却未料到自己在这场混战中竟是白白地替他人做了“嫁衣”—西凉武人集团居然趁乱进来横插一刀，窃取了胜利果实，夺走了朝中大权！

“是可忍，孰不可忍。”名门世族集团自然不甘受制，袁绍、袁术等逃往外面招集义军奋起讨董，杨彪、王允等则留在洛阳佯装顺从而实怀伺机狙击之念以对付董卓。

其实，跳出当时的历史格局来看，外戚和宦官两个皇权的附庸已然灰飞烟灭，只剩下西凉武人集团挡在了名门世族集团的前面。只要扫除了西凉武人集团，名门世族便能真正掌握皇权而左右时局。

名门世族集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西凉武人集团首领董卓中了王允、吕布的“内应连环计”，遇刺身亡。一线曙光映照在了汉室君臣的心坎上。

然而，中原地域的名门世族集团在这时却暗暗发生了分化：一是以杨彪、王允、荀爽叔侄（包括荀彧和荀攸、钟繇）等人为代表的拥汉匡复派。他们不计私利，一心只以匡复汉室为己任。一是以袁绍、袁术、刘焉父子、刘表等为代表的叛汉自立派。他们坐拥兵马，暗怀异志，企图乱中谋利，取刘汉而代之。当董卓被刺死之时，袁绍、袁术身为讨董联军的盟主，却袖手旁观，并不及时入关援助汉室，而是与其他诸侯争权夺地、自相内讧。

于是，王允等人因孤立无援而被西凉武人集团的激进派反扑而亡。汉室小朝廷再次落入李傕、郭汜、张济等西凉武人首领手中，权威扫地，忧以度日。一直熬了两三年，汉献帝刘协才在拥汉派世族集团的多方谋划下逃离了长安，来到洛阳暂时栖身。

以钟繇、荀彧为首的颍川系世族内外呼应、左右运作，说服汉献帝再一次接受庶族集团首领曹操的资助，并迁都入许县，置身于曹操势力的保护之下，改年号为“建安”，希望从此获得安宁祥和之局面。

综观这一时期中原名士大夫们的立身行事之风格，例如杨彪、荀爽、何颙、王允等人物，均是“德重于才”。杨彪公开顶撞董卓而毫无惧色、何颙奋不顾身以除巨寇之患、王允苦心孤诣而安汉室之乱，这些事例无不彰显了他们高尚的德行。

然而，杨彪徒显风骨而不能制暴，何颙谋泄却以忧而亡、王允狙杀董卓而无法抚服余寇以善后，这也说明了他们确实不同程度地缺乏治国理乱之真才。要让历史的巨轮转入建设性的轨道，只能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后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