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俄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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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明显呈现出逐年递减的颓势。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从公开出版物中消失。
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在某些“左派”的眼中，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当属“封资修文艺”之列，在高扬阶级斗争旗帜的年代里，这些作家的作品不说有害也至少是没用了。因此60年代俄国古典作家（实际上也包括其他外国古典作家）的被排斥，虽说与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有一定的联系，但那显然不是主要的因素。
在当时的文坛上曾发生过一场怎么评价外国古典作家的争论。有一个署名谭微的人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托尔斯泰没得用》[3]的文章，并抛出了一串用心险恶的理论。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言路尚未完全堵塞，一些有胆识的作家和理论家还能在报刊上对极“左”谬论给予还击，因此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4]这样的很有力度的反击文章在《文艺报》上刊出了。作者首先批驳了谭文中“漠视托尔斯泰的三大理由”，即所谓托尔斯泰“不会反映我们的时代”，他的“慢条斯理的写作方法”“不能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作为“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贵族老爷的托尔斯泰“占了社会停滞的便宜”。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倒情有独钟，前一阶段出版过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论著这时基本都有了重印本，他们的文艺思想仍受重视。当时出版的影响很大的由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行文中大量引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言论，其数量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仅此一例足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当时中国文坛的地位尚未动摇。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文坛尚未成为极“左”思潮的一统天下，得益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得益于他们的某些文艺观点经修正或片面强调（有的则是基于其自身的矛盾）后尚能为当时的文艺政策服务，尽管经过变形后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与其原型已存在不小的差距。对此，朱光潜先生在这一时期所作的研究和提出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他的敏锐和胆识。他在论述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时，一方面高度评价了两位思想家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又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他们美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和不足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批评。
刚跨进20世纪60年代时，因中苏两国的裂痕虽日益扩大但表面上仍保持友好，所以文坛对苏联文学仍谨慎地接纳，译介的数量尚未锐减。在1960年北京出版的《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一书中，作为文艺界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茅盾还撰文总结20世纪50年代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成就和向读者推荐一批优秀的读物，并对在中国“将出现一个阅读苏联作品和向苏联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学习的新的高潮”充满信心。书中另有许多高度评价包括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内的不少苏联文学作品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公开出版渠道日渐狭窄乃至完全闭锁之际，内部出版却自成小气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苏联组（外国文学研究所前身）从50年代末开始编辑出版几种文艺理论译丛——《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不定期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双月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双月刊增刊，黄皮书）。在这几种刊物和增刊中，有的一开始就是内部发行，有的中途转为内部发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名为汇集各国文艺理论，实际绝大部分是苏联文艺理论。每一期或一辑译丛，每一本黄皮书，各领专题，如：《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文学中修正主义、客观主义、党性、中立主义、人道主义和苏联文学中的问题》《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中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等。此外，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苏联文学作品数量可观。
同时期的“黄皮书”中，有些译作是颇具文学价值的（如这一时期由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的装帧简单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些内部出版物均系苏联当代文学作品，而且基本上都是苏联国内最有影响的或最有争议的作品，介绍得又相当及时和准确。这种及时充分说明中国文坛对当代苏联文坛的动向极为关注，而选择的准确性又充分说明中国的译者对当代苏联文学的熟悉。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国还内部出版了一批苏联当代的文艺理论著作，涉及的也均是苏联当代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对当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的评价。这些著作有：《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关于文学与艺术问题》《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自我表现”问题》《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苏联文学与党性、时代精神及其他问题》《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新生活——新戏剧（苏联戏剧理论专辑）》《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苏联现代戏剧理论专辑）》《关于〈山外青山天外天〉》《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关于〈感伤的罗曼史〉》等。由此可见，中苏文学的表面联系中断了，可实际上中国文学界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苏联文学，它们是一股温暖的潜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中国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1965年，由江青一伙炮制、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1966年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央名义向全党下发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紧接着，《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向全社会公布了“纪要”的内容。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浩劫开始了。苏联当代文学成为禁区，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成了“苏修文艺”的总头目，批判“苏修文艺”成了中国文艺界的一大任务。报刊上出现了不少全盘否定和随意评判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例如，有一篇文章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横扫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
1970年4月，在姚文元的策划下，由上海的写作班子抛出，并在全国报刊上刊发的题为《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文章以及随后出现的风波，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5]及至“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出版业也重新启动。在这几年里公开出版了高尔基的《童年》和《人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少数几部被视作纯真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的当代文学作品开始以“供内部批判之用”的形式重新出现，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也在此时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进入中国。撇开20世纪50年代和其后的80年代巨大的译介浪潮不谈，仅与60年代前五年相比，这时期内部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的数量似乎不能算少：计有单行本二十五种，出版量大体等于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和。另外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期刊《摘译》（1973年11月创刊，1976年12月终止）中也载有一定数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此外，上海和北京等地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朝霞》《苏修文艺资料》《苏修文艺简况》《外国文学资料》和《外国文学动态》等杂志为批判“苏修文艺”也有部分作品译介。由此可见，即使在这一非常时期，苏联文学依然是中国译介者主要的关注对象，自然这是带有排斥心态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