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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第二章 峥嵘岁月
书籍名:《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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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60年起,中苏开始公开交恶。同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三套丛书”步入停滞状态。自此至1977年,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休克期。然而,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科学院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它主要由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属的苏联文学、东欧文学、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四个研究组室及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世界文学》(原《译文》)编辑部组成。著名诗人、研究家冯至任首任所长。当时,外文所大师云集,有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罗念生、杨绛、戈宝权及借留文学所的钱锺书等。不幸的是,建所伊始,有关人员便被调离北京,参加“四清”运动,之后即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以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建立为标志(1977年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的学科地位确立了。作为由毛泽东指示建立的对外学术研究机构之一,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创建在那个时代或可理解成一种“政治需要”,但如果将其置于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中去考察,则无疑可以认为,它同时也是现代学术传统传承与发展的契机。当初,蔡元培兴建中央研究院,就颇以人文社科方面规模较窄为憾,即仅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两个独立机构。他对此解释说:“因实科的研究所比较的容易开办,只要研究员几人,仪器若干,即可从事研究。”[1]而中国科学院虽然以“科学”为名义,但毕竟组建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在这方面大有弥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1964年一批涉外人文社科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在名义上有领袖意愿为标志,但实质上对推动科学院传统人文社科领域发展具有重大促进意义。
此外,外文所的建立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意义还在于:一、显示了科研与教学的不同。一方面这样一种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专门研究所建制继承了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科学院学统,使得由蔡元培奠立轨辙的中央研究院传统在新时期以另类“萧规曹随”的方式得以发展,并进而拓展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这同时也符合德国学术传统中前洪堡传统的“科学院/大学两分原则”。[2]二、以当时我国政治体制的优势,能够以行政手段迅速聚集起全国范围的第一流学者,譬如冯至就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位置上被直接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如钱锺书、李健吾、罗大冈、卞之琳、罗念生、杨绛、戈宝权等一流学者的荟萃,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这样一种发展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当时的政治语境也非常深刻地作用于外文所及其学者身上。1964年建所伊始,冯至等研究人员旋即被通知去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2月才返回北京,且翌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长达十余年的光阴被付诸东流。虽然许多学人仍偷偷进行学术工作,但总体上十三年的光阴只能算作一个预备期,譬如德语文学学科建设的实质性推进,就一直处于设计和徘徊阶段。
然而,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外国文学或其他广义、狭义的文学依然像一股温暖的潜流在人群中悄悄流淌。“黄皮书”也罢,手抄本也罢,恰是应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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