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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第四节 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
书籍名:《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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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重点学科建立,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和郞樱、扎拉嗄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1]先后出版。这两部著作从文学史的角度,以专题形式对古代民族文学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华文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备受关注,主要集中以下几个话题。
(一)文化认同
自20世纪末台湾学者萧启庆提出“元代多族士人圈”之后,在大陆学界逐渐产生影响。刘嘉伟的《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考察多族士人圈文人的文学活动,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元代文化精神与诗歌新貌,探讨多族士人圈互动对于彼此文化修养、诗文风貌、政治追求的深刻影响。他还发表了《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与元代清和诗风》,提出元代清和诗风的形成,与多族士人圈中各族诗人的涵化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22]张建伟的《元代大都廉园主人廉野云考论》[23]认为高昌廉氏的大都廉园雅集延续了数十年,是元代多族士人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诗坛的东道主,廉氏两代四人既是畏吾人华化的典型代表,又是元代雅集发展三个阶段的见证。查洪德的《“华夷一体”:元代文坛特征》[24]认为,蒙古、色目士人与汉民族文人,在大元治下具有相同的国家观念与文化观念,有着共同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朱万曙的《空间维度与中华文学史的研究》[25]指出,从空间维度出发研究中国文学史,可以将视野延展到各民族文学,从而建立起“中华文学”的大格局。
(二)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曲折的过程,这成为古代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重点。王树森、余恕诚的《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一个侧面》[26]认为,唐代有关吐蕃诗歌是一部培育民族精神的诗史,通过对唐与吐蕃两个半世纪交流碰撞历史的记录,展现了中华民族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正视矛盾的自我省察与和谐包容的博大胸怀。王文科的《论苏辙的使辽诗》[27]提出,苏辙使辽诗涉及宋辽关系、边疆风貌、异族生活、旅途思乡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反映宋辽关系的诗作,体现了宋朝官员对契丹从持有偏见到有所了解的转变历程。邱瑰华、涂小丽的《中唐前后胡人形象的抒写转变》[28]指出,安史之乱前,文人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抒写异质文化的渗入,体现了自信向上的主人翁精神;安史之乱后,文人对胡人文化带有明显的排斥心理,作品情调哀伤,更多抒发兴衰之感。我们应肯定中唐前文人对胡人形象的抒写,同时也要对中唐后文人对胡人形象的抒写加以区分。
(三)经典传播
研究汉族经典在少数民族文学当中的传播成为学界的重要方向。梁庭望的《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综论》[29]指出,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在题材的选择、体裁的更新、主题的切换、身份的变化、情节的改变等方面具有明显特征。聚宝的《毛评本〈三国演义〉蒙古文诸译本汇论》[30]认为,全面搜罗毛评本蒙古文新旧译本,系统梳理诸译本之异同关系和流播轨迹,不仅是科学地构建《三国演义》蒙译本版本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对《三国演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研究以及蒙汉文学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秀云的《满译〈金瓶梅〉研究述评》[31]就满译《金瓶梅》研究情况,分别从目录介绍、专门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莎日娜的《红楼隔“语”相望冷——蒙语地区〈红楼梦〉传播个案探析》指出,蒙语地区《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以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尹湛纳希兄弟在文学创作中对《红楼梦》的模仿学习和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收藏三个案例最为令人瞩目。由于翻译的难度较大,《红楼梦》在蒙语地区始终受众不广,但却极大地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也开启了《红楼梦》跨语种传播的先河。[32]吴刚的《“长坂坡赵云救主”中的赵云形象在达斡尔族、锡伯族说唱中的变化——兼论人物形象民族化》[33]认为,赵云形象在达斡尔族、锡伯族说唱中的变化是人物形象中华民族化的过程。徐希平的《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34]通过李白、杜甫与多元文化关系的个案解剖展现中华文化发展演变规律。汉文学经典通过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到周边国家。朱春洁的《〈妆台百咏〉对〈玉台新咏〉的接受及其在越南的传播》[35]指出,晚清壮族诗人黎申产仿《玉台新咏》而作《妆台百咏》,被越南文人接受,产生范廷煜的《百战妆台》和阮盎庄的《增补妆台百咏》,表明汉文学经典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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