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跨语境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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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在诗学理论和区域经验两个层面的展开显示出突出的学科特色。在诗学理论研究方面，关于海外华文诗学、华人文化诗学的论述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思考；在区域经验研究方面，以东南亚、欧美华文文学为两大重点板块，同时向全球其他区域扩展，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格局。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对于诗学理论的要求日益迫切。饶芃子于2003年提出海外华文诗学的说法，试图把握其特殊诗学范畴的性质、功能、特征和系统性等问题，为建立一门经典学科奠定理论基础。她认为，这一诗学体系建立的关键，在于寻找该领域可以建构体系的“网结”和“基本词汇”。这些具有学科特殊性的诗学范畴和方法，具体表现在传统文论范畴的演变方式、异域汉语写作的话语模式、诗学范围的属性等方面。[24]在研究方法上，饶芃子倡导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文学文本，讨论文学中的种族、性别、阶级和身份等问题，提炼出有新的价值归属的诗学话语和理论；后者引入比较文学的多维比较方法，从时空关系的维度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以跨文化的眼光审视海外作家笔下的文化对话，发展新的理论研究空间。[25]刘登翰、刘小新受到台湾亚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华裔诗学”概念的影响，把文化诗学方法引入华人文学研究领域，于2004年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其主旨是借鉴新历史主义，发展出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和意识形态批评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理论范式，在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和美学呈现形式。[26]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方面，关注跨界叙说策略、整体性研究方法和学科性内涵等议题。杨匡汉从文化诗学的向度，分析海外华文作家从精神形态到思维方式的跨界叙说，表现为跨越地域、文化、族群、性别和文本的界限等多种策略。[27]他的《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从文化母题的分析入手，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了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学术实践。黄万华试图打通不同板块和国别的华文文学的内在联系，从经典筛选、文学传统和母语写作等方法论视角，展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28]张福贵审视世界华文文学从学术概念向学科概念的转变，从大文化、潜政治和真学术三个角度加以厘定和辨析。[29]刘俊注意到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在性质上的差异，试图以“跨区域华文文学”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观。[30]

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区域研究方面，注重文化语境、族群关系和地域经验等视角。曹惠民提炼出日本华人作家的两种叙事方式，即“想象扶桑”与“记忆华夏”，与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文本形成对照。[31]陆士清界定了马华文学的双重传统即“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华文文学传统”的价值。[32]王列耀针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异族叙事”，讨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作家的“杂居经验”和言说策略。[33]朱文斌聚焦于“中国性”问题，梳理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嬗变。[34]陆卓宁注目于欧华文学自成一脉的队伍结构和文化气象，分析在冷战语境下东西方两大文明系统开展对话的跨文化经验，及其在互容互谅中走向文化融合的艺术境界。[35]庄伟杰从历史文化背景与地缘因素、作家身份意识与知识结构、地域经验与文本书写形态等方面，考察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澳美欧华文文学的关联性。[36]朱崇科提出华语比较文学的概念，视之为打破学科藩篱、既破又立的连接地带，可为区域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可能。[37]

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在文艺思潮、作家作品、文类社团和传播传媒等方面的成果也颇为可观，为整体性和区域性的拓展打下了基础。近年来海外新移民文学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公仲肯定了新移民文学在开掘历史文化、内心深度和艺术技巧方面取得的实绩，以此确认其对于文化中国的价值。[38]江少川通过对海外新移民作家的访谈挖掘了第一手资料，并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探讨新移民文学的跨域性、生命状态和意象类型。[39]王宗法、刘云勾勒海外新移民小说从物质追求、人性反思到寻找精神家园的发展轮廓，反映出不同文化之间由矛盾冲突走向交流融合的趋势。[40]吴奕锜、陈涵平着眼于新移民文学中的文化混杂现象，分析作家的文化身份意识及其对文化关系的探索。[41]

第六节 跨语境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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