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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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重新回到正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则在反思中重启。原有的基础是“十七年”所确立的文学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具有一定规模的史料建设成果，若干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史著作，以及两代人的学科梯队。与国家其他行业一样，文学领域也在进行拨乱反正，所谓“正”，即是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回到“十七年”的传统中去。但原有的研究范式已经很难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此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大量涌入，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给研究者带来巨大的冲击，此前被屏蔽的作家作品重回历史地表，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更具专业性的文学批评操作方式，都令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震惊且压力重重。新的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海外学界的启发和挑战？这门与近现代史关系密切的学科应该如何加以管理和引导？……正是背负着上述的重重疑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了自己的再出发。
第一节 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
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划归社科系统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社科系统一如既往，在国家文科建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就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影响最大的便是由文学研究所主导的基础史料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研究所现代室便在唐弢、陈荒煤等人的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料编纂工作，如《鲁迅手册》《鲁迅论文学与艺术》《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左联回忆录》等，以及大量的文学选本的编选，如《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钩沉》《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现代经典诗库》《中国现代独幕剧选》等，上述工作可以视为接下来大规模史料工程的序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现代文学的第二代研究者开始成为此学科的核心力量，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马良春等人着手进行一项大型史料整理项目，经过1978年北京日坛路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会议和1979年山东青岛会议的筹备，项目的基本雏形得以确定。他们计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为总标题，出版三套丛书，总计接近200种。这三套丛书包括：
甲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
乙种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
丙种丛书：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
甲、丙两种丛书的选目，由马良春和徐迺翔开列，乙种丛书的作家名单则由张大明根据几种通用的现代文学史确定，最终定稿时包括约180人。
此类大型工程，自然需要动员全国该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参与，此后文学研究所开始联络全国各高校及文化单位，征求意见，并寻找承编者。随后成立的编委会囊括了全国知名的现代文学方面的专家或资深编辑，如文学研究所的陈荒煤、许觉民、唐弢，北京的王瑶、孙玉石、杨占升、王景山、常君实，东北的孙中田，山东的薛绥之，江苏的芮和师、范伯群，上海的贾植芳、丁景唐、魏绍昌等。参与者则包括了三四十家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及有实力的讲师，各地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各地文联系统、作协系统的热爱文学的相关人员，各出版社的编辑，部分作家家属等。此后，又有约16家出版社参与了此书的出版工作。
在1983年3月的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上，由陈荒煤主编、马良春具体负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被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此后又进入“七五”“八五”重点项目。在编写原则中，特别强调“《资料汇编》力求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运动、思潮、论争与社团的发展变化面貌，努力加强革命的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与社团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兼顾不同倾向和流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活动的材料，同时注意过去被忽视的正面和反面史料的搜集”，要求编选者“务必注意资料的可靠性，应认真核查并尽量从最初发表的报刊或初版书籍上选录”，[1]在很大程度上，此类原则正是唐弢的文学史观念的核心部分。早在20世纪60年代，唐弢便为来文学研究所进修人员开列过必要的期刊阅读目录，此后在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也要求参与人员系统地阅读原始期刊，“文化大革命”后，唐弢的得力助手严家炎首先将此书目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并充分利用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要求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原始资料。从此意义上说，资料汇编项目也是对现代文学青年研究者的一次学术训练，形成了该学科某些研究方法上的共识，亦培养出一支有着自觉史料意识、精通资料整理和使用规范的学科队伍。
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80来种，离原来规划虽尚有较大距离，但已有部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价值巨大。如丙编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便是由北京大学的唐沅、封世辉等人和山东师范大学的韩之友、顾盈丰等人合作完成，双方此前均在资料整理方面有一定积累，并参考了原山东师范学院内部出版的《1937—1949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共收录期刊276种，每种刊物前撰写有简介。期刊收录标准明确、核对极为严格准确，此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现代文学研究者资料的查阅，几乎成为研究者案头必备资料。同样重要的还有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内容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共五卷，辑录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著作约13500种。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项目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它的编选过程，也是对全国图书馆藏资料（书籍、报纸、期刊）的较为彻底的普查，使得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真正了解了学科的基本资料储备情况。文学研究所主持大规模的史料整理工作自有其历史传统，从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开始，便着手整理出版《中国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本小说丛刊》等文献资料，他同时身兼国家文化部部长，这使得他可以依托文学研究所专业化的学术团队，并调动全国力量加以支持。现代文学领域，此类大型工程的开展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汇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文学研究所最后一次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学术力量进行的大型项目建设，此后，随着高校的不断壮大，教育部和宣传体系职责的分离，以及社科系统科研管理职能的不断弱化（如社科基金的审批权限转交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办公室），社科系统在整个学科中的影响力在逐步减弱，从现代文学专业看，80年代的史料工程渐成绝响。
承续此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上海书店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义，系统影印出版现代文学作品集，一般每一辑包括十余种图书，如第一辑包括了胡适的《尝试集》、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陈源的《西滢闲话》等，极大地方便了现代文学研究者对原始期刊的需求。至90年代初，该社共影印160余种作品集，其中包括了许杰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作品集”、陈子善主编的“新月派文学作品集”、倪墨炎主编的“创造社作品集”、魏绍昌主编的“海派小说专辑”、姜德明主编的“京派文学专辑”、贾植芳主编的“现代都市小说专辑”，各收书10种，每辑前有主编者的题记，对该流派进行评介。此类出版活动较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更有长久的价值。上海书店还曾影印过30多种现代文艺期刊。[2]
《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工作也重新启动，从1982年起，在丁景唐、赵家璧的主持下，1927—1937年部分开始启动，至1987年陆续出齐，周扬为此书作序。此后，1937—1949年、1949—1976年、1977—2000年部分，分别于1991年、1997年、2009年出齐。山东大学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则于1990年出版，所选篇目多为以往文学史较少关注的作家，对当时的科研工作颇有助益。此外，作家文集、全集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858年版的基础上推出了16卷本的《鲁迅全集》，除补充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三册外，又收录了 1912—1936年的日记（1922年缺失），以及当时所能收集到的书信，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调整了作品注释。该版本是目前影响最大、使用最为频繁的版本，极大地推动了鲁迅研究的兴盛。1982年起，《郭沫若全集》陆续出版，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至2002年出齐。因逸文较多，近年在郭沫若纪念馆的牵头下，又重新加以补充修订。《茅盾全集》也于1984年开始陆续整理出版，至2006年出齐，共计43卷。其他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等也在积极的出版中，如1984年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卷本的《张爱玲文集》，都对当时研究工作的发展助益颇多。
综合性的资料也在大量汇编出版，如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五辑于1981年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上海“孤岛”时期文学资料丛书》、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史料丛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编的《1923—1983年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丛书》《新文学史料丛书》《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等，都在陆续出版。如樊骏所言，按照专题，将有关的各种材料汇集在一起，为深入探讨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3]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78年《新文学史料》创刊，截至当前，此刊物为史料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发表了大量书信、日记、年谱、回忆录和研究之作。1985年在经过数年筹备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大批量收集、整理、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日记、信札、藏书等文献资料，如唐弢等人的藏书均捐赠给该馆，此机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保存方面最为重要的机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家回忆录的撰写出版，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如1981年起茅盾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陆续发表，1985年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出版，此类作品再现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生动细节，也对研究者理解文坛活动帮助巨大。与此相关，文献的考证辨析工作也卓有成效地展开，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朱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所写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为现代文学史料考证作出了范例。
文献资料方面的丰硕成果，也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趋于自觉。1982年唐弢提出“应该大力抢救资料”[4]，1985年，马良春发表了《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986年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出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现代文学搜集整理、考证、版本、校勘、目录五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阐述，规定了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范围、任务和方法，展现了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工作在方法论层面的成就。
从基础史料入手，重现现代文学原有生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应对海外汉学界冲击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长时间的屏蔽，使得较为年轻的一代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对于夏志清等人重点关注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者较为陌生，话语方式的转型也尚需时间，但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界有其独有的优势，这里毕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地，虽经历次运动，但文献资料的保存量，远非海外学界可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的研究资料整理工作，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再出发时的最佳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