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史观的更新与多样化文学史著作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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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显学”,这门学科获得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进程。
在最初,现代文学学科的关键词是“拨乱反正”,学科的复原和大批作家的平反密切相关,如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高校组织的对“国防文学”的讨论,80年代初西鲁(鲁迅博物馆)、中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和东鲁(文学研究所鲁研室)之间有关左联内部人事纠纷的论争,以及徐州师范学院组织编写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左联回忆录”等资料项目,均使得大批被打倒的作家、被否定的文学路线,重回公众视野。此时的文学资料整理、文学论争讨论,对于作家有着落实政策的意味,获得了他们的热烈响应。
此后,随着资料整理项目的大规模展开,诸多作家、社团和文学流派的回归,大大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所要涉及的内容,以往的新民主主义阐释框架无法涵盖如此丰富的文坛现象,重新找寻阐释体系及理论方法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夏志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研究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新的研究范式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为学科提供支撑。
第一,能够充分关照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真正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中加以评价和考量。“十七年”期间,我们关注较多的是新文学与苏俄文学之间的关联,这个视野对于整个学科而言,过于狭窄,如实地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接受到的外来文化的滋养,与世界主流文化产生呼应,找寻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坛的契机,恰是此时期文学研究所要承担的任务之一。
第二,能够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将“五四”新文学视为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历史背景下的转型和创造性再生,而非断裂。此前的阐释框架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作出了过于简陋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自身文化的传承,也无法全面理解现代作家复杂的文化背景。
第三,能够在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之间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关联,如实地展现不同时段的历史发展需求对于文学形态的影响,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区域的文学活动都能够给予恰当的评价,将文学真正置放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评价其作用和意义。
第四,能够充分注意到文化的多个面相,能够从民俗的、语言的、思想史的多个层面去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文学的雅俗问题、地域形态问题、文体问题、语言表达问题都能够真正有所深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丰富性进行重估。
第五,能够和此前的新民主主义学术范式产生有效的对话,对于该学术范式的价值和局限有明确的认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前时段的成果进行有效的扬弃。
基于学科发展的上述诉求,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文学新的阐释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关注一直备受瞩目。最为重要的是对社团流派的关注。唐弢在《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一文中,提出“应当有对五四以来的各种风格、各个流派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分析的经得起考验的现代文学史”,此应视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5]1981年和1983年,文学研究所现代室连续召开了两次“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话题集中于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的理论问题及传统和外来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唐弢、王瑶、钱谷融、贾植芳、卞之琳、冯至、袁可嘉、敏泽、孙席珍、陈冰夷、丁守和、蒋和森、刘柏青、鲍昌、冯健男、严家炎等都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论文结集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6]此后,该研究被纳入国家“七五”计划项目。以社团流派为切入点,80年代的学术界迅速出现了大批突破性成果。在小说研究领域,1982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率先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其讲稿1984年起在报刊连载,在国内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此领域更为详细的研究则有杨义在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该书的写作曾查阅2000多种民国原版书,是对现代文学小说创作的全面普查;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将社团流派的观点贯穿始终,恰是对唐弢从社团和流派角度著史思路的有效落实。诗歌研究方面,社团流派意识更为清晰自觉。1981年,诗集《九叶集》和《白色花》出版,在袁可嘉和绿原分别写的序言中,对“九叶派”(中国新诗派)和“七月派”的流派特色和历史沿革有清晰的介绍,此后对此二课题的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生长点之一。此后,孙玉石1983年出版《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陆耀东1985年出版《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蓝棣之1988年出版《正统的与异端的》均为此领域坚实成果。社团流派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新一代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念,1988年温儒敏出版《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一书、1989年吴福辉发表有关京海派研究的系列论文,在他们此后的文学史写作中,此原则延续至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于199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共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目1082条,其中社团1035条,流派47条;正目667条,参考415条”,为此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有效的推助。
对现代作家所受西方文学资源的影响的考察同样成为炙手可热的选题。此话题从当代文学的创作讨论起步,很快变成现代文学研究者重新接续文学传统的努力。诗歌领域成果最为集中,1983年,有着西南联大创作背景的王佐良、袁可嘉分别发表了《新诗中的现代主义》和《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全面肯定了与西方现代派关系密切的20世纪40年代诗歌创作。在此前后,关于鲁迅的《野草》、李金发和戴望舒等人的诗歌所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7]此后,田本相对于中国现代剧作家与西方各戏剧流派关系的考察,严家炎、叶渭渠、吴福辉等人对于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研究,引起学界对此课题的持久关注。[8]在80、90年代之交,钱理群的著作《心灵的探寻》、汪晖的博士学位论文《反抗绝望》以及解志熙的博士学位论文《生的执着》更是展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巨大影响。
对于旧派文学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20世纪80年代初,苏州师范学院的范伯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扬体均有重要论文发表。[9]范伯群对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关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资料整理项目起步,得益于苏州当地丰厚的文献资源和研究者艰苦的资料爬梳工作。在范伯群的带领下,苏州大学迅速成为民国通俗文学研究的中心,培养了大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
对文学区域的考察同样展现出巨大的活力。抗战时期,中国因政治因素被分割为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尤其是后者,在此前的研究中几乎空白。1980年,美国学者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在美国出版,迅速引发国内对此话题的关注。沦陷区文学独特的生态景观以及所蕴藏的巨大潜能为国内学者提供了重新理解现代文学成就与活力的契机。沈卫威、黄万华、金训敏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均有重要论文发表,[10]而此领域真正震撼人心的成果则在90年代陆续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史、党史、思想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样对于现代文学学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影响最为明显的当推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为文学研究者阐释现代作家心路历程提供了有力支撑。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13卷,198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则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
1985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工作和专项研究的展开,新的文学史观渐趋明晰,在所有文章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和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在陈思和看来,“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被政治分期截断成“现代”和“当代”两个部分,而忽视了其内在脉络的延续性,因此提出应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成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上把握其内在精神和发展规律。[11]陈思和的思路显然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段纳入到了现代文学的考察范围之中。黄子平等三人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其根本着眼点在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此前研究中那些令人瞩目的学术生长点,如外来文化、本土文化、政治空间、雅俗关系、流派特色等均被包含在内。在时间跨度上,它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大大前提,将晚清民初的时段纳入到现代文学的考察范围之中,这实际是对“五四”起源观点的某种扬弃,而清末民初文学的研究在此后确实诞生了大批开创性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现代性的理解和认知,如陈平原198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刘纳1998年出版的《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等均为此领域的力作。
文学史观的变化推动了重写文学史的实践。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针对以往文学史中的定论展开系统讨论,就发表的文章看,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成为“再解读”的主要对象,对于以往文学史观中较为狭隘的“文学为政治服务”、庸俗社会学方法有集中批评,对于此前文坛秩序和作家排名亦有较强的冲击,“重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新旧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是20世纪80年代新孕育的文学史观在对旧有研究范式的挑战中找寻自身表达策略和发展空间的尝试。
新时期文学史观的调整也推动了专门史的编撰。20世纪80年代末,陈白尘、董健主编了《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此后该书的资料部分又以《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2003)为名出版,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现代戏剧研究方面的中心。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非出版了《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开创了现代散文史著述先河。此后福建师范大学的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于1988年出版,全书凡50余万言,资料详尽、体制宏大。其资料部分如《中国现代散文总书目》《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等,亦对此领域研究的开展帮助巨大,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中心——从研究项目的偏重到学科中心的形成,此可视为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再出发时的一大特色,亦形成了当代现代文学研究生态群落的布局。散文中的杂文分支,历来为研究者青睐,80年代末西北大学张华主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加深了研究者对于杂文艺术特征和历史演变的理解。小说史和流派史方面则有前面提到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和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前者共计150余万字,涉及作家600余人,以其社团流派的视角和对现代小说艺术品格的深入开掘广受赞誉;后者则明确以社团流派为讨论对象,亦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学者所进行的学术示范。由于著史活动的相对滞后性,此时期新的学术观念的影响力将在此后数年中陆续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