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近代与现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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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中，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都来自新旧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将“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作为划分民主主义新与旧的分水岭。相应地，1919年也先天性地成了近代文学学科与现代文学学科的界碑：1919年前的文学属于近代文学范畴，1919年后的文学属于现代文学范畴。“五四”界碑的出现，给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都带来了严重损害。其实，在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拓荒期，胡适、陈子展和钱基博都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1978年后，分属两个学科的学者重新发现并继承胡适等创辟的学术传统，相向而行，同时突围，跨越“五四”界碑。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11、12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3]这一概念将20世纪50年代之后横亘于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之间的界碑掀翻，引起震动。1988年，陈思和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提出“重写文学史”命题，引起新的震动。接着，根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路，文学史开始了重写实践。严家炎、钱理群主编的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最先提上日程，由陈平原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1989）是该书第一卷，很快发行。随后，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和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也陆续问世。1998年，王德威发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载王德威撰《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载王晓明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1998），论述晚清现代性的文学史价值，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命题基础上，用现代性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打成一片。

陈福康、张福贵分别于1997年、2003年提出“民国文学”的说法。最近十年，有学者试图以“民国文学”替换现代文学学科的名称，完成一部全新的现代文学史；有学者试图在“民国文学”框架内，包容旧体文学、通俗文学和新文学；还有学者试图从民国史角度诠释现代文学问题。目前，以民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尚未出现。孙郁撰《民国文学十五讲》（2015）将民国时代的新文学、旧文学纳入论述范围。李怡、张中良主编的“民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2015）则是从民国史视角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在近代文学研究者看来，民国文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新文学、通俗文学、旧体文学。论述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专擅，阐释旧体文学的任务则主要由近代文学研究者所承担。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研究者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的著作指不胜屈。其最要者，旧体诗词研究方面有：孙之梅的《南社研究》（2003）、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2005）、尹奇龄的《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2011）、付建舟的《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2011）、杨萌芽的《古典诗歌的最后守望》（2011）、李剑亮的《民国词的多元解读》（2012）、胡迎建的《陈三立与同光体诗派研究》（2013）、张晖的《晚清民国词学研究》（2014）、马大勇的《二十世纪诗词史论》（2014）、张煜的《同光体诗人研究》（2015）、曹辛华的《民国词史考论》（2017）。戏曲研究方面有：梁淑安的《南社戏剧志》（2008）、左鹏军的《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研究》（2011）。文论研究方面有：黄霖主编的《民国旧体文论与文学研究》（2017）。此外，研究民国桐城派、骈文派的论文也琳琅满目。这些论著出而行世改写着近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的版图。

第四节 近代与现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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