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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撰著

书籍名:《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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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不同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散文,而是涵括了卜辞、铭文、传记、碑志、书信、札记、诏令、奏议、政论、史论、八股文等所有应用性、议论性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为数众多、不同类型的古代散文史著作,为全面、立体、多维、深入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代表著作


广义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类型,若按照时间跨度来分,包括各种散文通史和断代史;若按照文体来分,则较为复杂,常见的包括骈文史、辞赋史、传记文学史、序跋文学史、山水游记史等多种类型;二者之间也存在逻辑上的交集,比如汉赋史、六朝骈文史、古今骈文通史、中国古代序跋史等。

民国时期,陈柱的《中国散文史》(1937)为后世散文通史的写作思想、体例树立了典范。该书以散文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时代区分的依据,把骈文、古文、八股文之间的互动、区别、嬗变关系作为考察视角;对于重要作家、经典作品的解读,则依据其对散文发展主脉与历史的影响强弱,采取不同的论述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部书多次被再版或重印,足以说明其对于古代散文研究以及文学史写作的突出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代表性的通史式散文史著作,有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2011)、《中国散文史长编》(2008),谭家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2006)、《中国散文史纲要》(2011),李修生、赵义山的《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2001),郭预衡、郭英德总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2013),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2014),以及熊礼汇的《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2005),马茂军、刘春霞、刘涛的《中国古代散文思想史》(2011),陈晓芬的《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2011),陈兴芜、傅德岷的《中国古代散文流变史稿》(2013),张恩普、任彦智、马晓红的《中国散文理论批评史论》(2015)等。此外,还有广义“散文”概念下具体文体、文类的散文通史,如姜书阁的《骈文史论》(1986)、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2018)、马积高的《赋史》(1987)、许结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2016)、陈兰村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12)、石建初的《中国古代序跋史论》(2008)等。各种断代散文史,包括谭家健的《先秦散文艺术新探》(2007年增订本)和《六朝文章新论》(2002)、程章灿的《魏晋南北朝赋史》(2001)、钟涛的《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1997)、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2012)、杨旭辉的《清代骈文史》(2014)等。



二 七十年来的古代散文史撰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写作在叙述的广度和考察的深度上都实现了有力的开拓。从大的方面来说,其成就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散文史书写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阔,任何朝代、时期出现过的各种散文文类几乎都已成为文学史家研究、关注的对象。以辞赋史为例,除汉赋、魏晋南北朝赋等传统热点内容外,近年来宋赋、金元赋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考察。以骈文史为例,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对辽金元明这一“低潮期”的骈文也作了全面梳理。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对于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隋唐五代、辽金元、明代的论辩文、奏议文、书信文、杂记文等各种文类的作品都作了专题论述。应该说,七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写作与研究,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广阔度和基本的精细度。

第二,文学史家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含义和发展脉络有了逐渐明确、深刻的认识,文学本位、文体本位的意识越发清晰、鲜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散文史著作,都不是以历史朝代的兴衰更替为单一线索展开叙述,而是充分考虑到了散文本身的发展阶段和沿革规律。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在其“导论”中对骈文的名称、文类、文化内涵、基本特征作了明晰、充分的界定和解析之后,分别以“孕育与萌生”“形成”“鼎盛”“盛极而渐变”“新变与延续”“低潮”“‘中兴’与衰落”这些核心要素,展开历史书写的基本脉络。杨旭辉的《清代骈文史》则把握住了清代骈文“初兴”“鼎兴”“融合碰撞”这三个基本阶段,分不同的专题展开有针对性的论述。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每卷均遵循“按类结构”的原则,“大致以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等若干文类为序”,完全打破了以时期为线索的单一叙述;对于元代散文,则依据作者所处时代、地缘、学缘与历史影响的不同,分别在“宋金元卷”和“明代卷”的“金元”与“元明之际”章节下各自展开。应该说,这一古代散文史写作的新面貌,得益于文学史家对古代散文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文体研究的日益成熟。

第三,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写作与研究体现了越来越完整、清晰的理论建构与反思意识。散文史本身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绝不可能仅仅体现在对历史现象的描述上,而在于其烛照历史的反思视角和执果索因的规律总结。以近年问世的通史著作为例,郭预衡、郭英德的《中国散文通史》明确了“以时分卷,按类结构,依人展开”的撰写体例,以“类从”的叙述方法着力展现中国历代散文文体的文学性特征;谭家健的《中华古今骈文通史》则突出了中华文化观念的叙述视角。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散文史写作的规律与得失,也进行了越来越全面、深入的总结。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2003)、宁俊红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2006)、阮忠的《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都对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写作情况作了全面回顾,体现了敏锐精到的方法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散文既具有充分的艺术性,也具有丰富的知识性与广博的实用性。文学史家要具有扎实的知识储备,清晰的理论头脑,善于运用新材料,借鉴新方法,才能得出有价值的新观点,将中国古代散文史研究与写作的水平推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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