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七十年来的古代韵文史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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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文史，主要指古代文学中诗、词、散曲等文体的专门史。韵文是古代文学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文体，一向最受史家瞩目。20世纪初曾出版有多部叙述韵文整体发展的韵文通史，但诸家著述中对“韵文”的定义各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韵文史的编撰主要以单一文体的分体史为主，如诗歌通史；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又可再细分为分体的专题史和断代史，如乐府史、唐代诗歌史等。七十年来，以诗、词、曲为主的韵文史编撰在范式和架构上不断展开新的探索，在时代、作家和作品的横切面中展现出历史的线索。

诗史的编撰，在丰富的诗歌总集、别集、诗话、年谱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中国诗史源远流长，作家作品众多，通史往往难以概括全面，反而容易流于粗疏。新近的诗史著作，绝大部分是断代史和专题史。葛晓音的《八代诗史》（1989）是诗歌研究转型的开端之作，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的意义。作者截取了从汉至隋的八个朝代，以时代为序，以问题为纲，交织成八代诗歌发展的图景和规律。王钟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1988）接续其后，为诗歌史编撰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构建了科学的逻辑结构。此外，通史的代表作有张松如的《中国诗歌史论》（1985）；断代史方面，重要成果包括马银琴的《两周诗史》（2006）、许总的《唐诗史》（1994）、《宋诗史》（1992）、史仲文的《大唐诗史》（2005）、张晶的《辽金诗史》（1994）、杨镰的《元诗史》（2003）、霍有明的《清代诗歌发展史》（1993）、朱则杰的《清诗史》（2000）、严迪昌的《清诗史》（2002）、孙雄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2013）。不难看出，清诗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蒋寅的《清代诗学史》（2012）目前出版了第一卷，包括讨论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的导言以及论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诗学的六章正文，俟全书完成，必将极大推进对清代诗学的整体认识。专题史方面，则有李文初的《中国山水诗史》（1991）、王玫的《六朝山水诗史》（1996）、陶文鹏和韦凤娟主编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2004）、任文京的《中国古代边塞诗史》（2010）、杨生枝的《乐府诗史》（1985）、胡旭的《悼亡诗史》（2010）、韦春喜的《宋前咏史诗史》（2010）等。

词史的编撰，词非小道的观念，自清词中兴，至胡云翼、吴梅的词史著作，得以逐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年词史研究较为薄弱，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则得到了极大振兴，建立了新的词学史观和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严迪昌的《清词史》（2001）是清词领域的第一部词史著作，依托于《全清词》的整体性摸查和著录，对清词作了全景式的梳理和考述，具有开拓意义。通史类的词史，主要有黄拔荆的《词史》（1989）、许宗元的《中国词史》（2009）和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2002）。词的创作，在历史上有着鲜明的兴盛期和衰落期。所以在断代史上也以唐宋为主，主要成果有杨海明的《唐宋词史》（1998），陶尔夫等的《北宋词史》（2005）、《南宋词史》（1992），以及基于考订、还原明词历史发展进程的张仲谋的《明词史》（2002）。此外，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1992）、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2007）、张宏生的《清代词学的建构》（1999），虽然并非全景式的词史著作，但是展现出作者对词体在各阶段发展的理论认识。邓红梅的《女性词史》（1999）则是词史著作中一部重要作品，此书不仅为女性词作者垂名，更为女性词学研究设立了一个学术坐标。

曲史的编撰，在韵文史中属于较为冷落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曲的创作都无法与诗词比肩，在研究中也长期处于较为冷僻的境地。目前出版的曲史多为通史类的著作，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2007）是最为重要的散曲史著作，构建了散曲发展的基本体系，对散曲的渊源、体制、特征和风格均有详细论述。此外，重要的成果还有梁扬的《中国散曲史》（1995）、赵义山的《明清散曲史》（2007）、王星琦的《元明散曲史论》（1999）等。

总体而言，七十年来韵文史撰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有以下几点：第一，开拓了诗、词、曲的研究领域，明清词、散曲等过去文学史未曾或者较少涉及的内容，均已得到初步的发掘，打破了以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刻板印象；第二，在七十年来文献整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韵文史得以对著名作家、作品作出重新审视和评价，并让更多的作家和作品登上文学史的舞台；第三，对诗、词、曲的文体性质和文学特性有了更为深入的剖析；第四，通过对研究方法、叙事模式、历史架构的反思和革新，韵文史的编撰，不断探索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理论框架，以寻求文学史类著作更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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