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三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根据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思想，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成为指导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基本指导方针，文艺界就此展开了相关讨论，推动了文论的新发展。

一市场化语境下的人文自觉：人文精神与新理性精神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文论界围绕文艺、文化能不能商品化形成了争鸣，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所谓严肃文艺创作形成多大冲击；而90年代以降，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于是出现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7]。批评者如张颐武在《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中指出：“它（人文精神）被视为与当下所出现的大众文化相对抗的最后的阵地”，“‘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8]——人文精神倡导者确有此倾向，而批评者也存在忽视市场负面影响的片面化倾向。

2003年，由《文汇读书周报》与《学术月刊》发起的“200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将钱中文等有关“新理性精神”的讨论列为十大热点之一，认为这一讨论本质上是一场这样的理论应对：“随着商业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普及和艺术产品市场化的加剧，现代审美性日益成为突出问题。其标志是审美行为和审美判断越来越强调感性解放和身体欲望的满足，强调审美活动的物质化、生活化和实用化。对此，文艺学美学界以钱中文为首，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探讨后，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新理性精神’。这一主张得到全国学界响应。‘新理性精神’以重建人文精神为思想主导，试图综合理性和感性及非理性，以解决当前审美文化过分突出感性和身体性的问题。”[9]童庆炳、朱立元、王元骧、许明、徐岱等学者皆就此发表专文进行讨论。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是20世纪末文论界最值得关注的话题之一。曹顺庆等学者撰文，主张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来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的问题。1997年在西安召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10届年会”，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和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此后《文学评论》开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讨论”专栏，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相关讨论和研究，广泛探讨了如何在中西文化、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交流与碰撞中建构能回应中国现实的文艺理论，建构具有当代性、现实性、民族性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等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提出，是当代文论家积极思考如何面对当下新的文学经验的尝试，是传统与现代的沟通，也是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体现。

* * *

[1] 严昭柱等：《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座谈会发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5期。

[2] 董学文、陈诚：《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争与反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 吴元迈：《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文艺争鸣》1987年第4期。

[4] 朱光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7期。

[5] 钱中文：《文艺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论文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特征》，《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3期。

[6] 董学文、陈诚：《近三十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争与反思》，《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7]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8]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41页。

[9] 参见《文汇报》2004年1月5日。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