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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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中央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大判断。文艺领域的思想解放继续发展，文艺新观念、研究新方法等渐次展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和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有所拓展。

一文艺研究新方法探索的方法论意义

一方面，追求各方面的革新是此期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诸方面的影响形成一股合力，使此期的文艺研究重视新方法论的探讨，尤其重视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文艺和美学研究领域。与新思潮相关的是所谓“新方法”，而所谓“新方法”主要是指移植西方相关研究方法，并且突出体现为把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文艺和美学研究领域，先是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引入文艺研究领域，被称为“老三论”；此后又移植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被称为“新三论”。

相关讨论突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科学方法和心理学、语言学等方法的移植和运用，对于丰富文艺研究的方法有积极意义，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多样化发展。但也存在食洋不化、新名词滥用等不良倾向。在相关理论探讨和学术争鸣中，重视社会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获得了新的拓展：相关讨论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要两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论并非单纯的“外部研究”；在多元与主导的关系上，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地位，多样化不等于多元主义化。

二文艺观念讨论与本体论思潮的变革意义

某种文艺观念的形成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创作实践等密切相关。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文学观念也发生改变，1985年前后，开始对文学本质观念进行反思。传统的反映论文学本质观被重新审视，加上西方相关文艺思想的影响，引发了一股文艺本体论思潮。与此相关还有所谓“语言论转向”，西方语言论批评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及法国结构主义等被广泛引进和讨论，文艺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文学的形式问题被重新思考。

对于这些转向，文论界也作了批判性反思。陈燊认为，与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有关，有人以语言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严昭柱强调，文艺意识形态性质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的认识，而“主体论”文艺观反对“把文艺归入反映论、认识论领域”，而认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表现论和表情说、欲望说[1]等。这些观点所批评的是当时热衷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所形成的所谓“向内转”“语言论转向”“审美转向”等总体态势，“意识形态”被当作“外部的”“非语言形式的”“非审美的”问题在这些转向中被轻视乃至被搁置，并且存在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倾向，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某种程度可以说这使“拨乱反正”走向“矫枉过正”了。

三文学活动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理论的综合创新意义

新时期，文论界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争鸣，栾昌大提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这双重特性”，董学文提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等等[2]，这些观点强调了文艺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吴元迈、陆梅林等学者则对此提出质疑，相关争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吴元迈的《关于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指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同特征。”[3]以此揭示并强调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并不等同。

（2）围绕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使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朱光潜认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平行的，反对在两者之间画起等号[4]。吴元迈、钱中文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钱中文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后者们表现为社会实体，但归根到底，它们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5]。这就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范畴链，并与通常所谓的“文化（文艺）—政治—经济”正相对应，在此框架中，文艺、文化受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受政治的影响则是“直接”的。

此外，既往研究相对不够重视的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等在此期也开始被关注，并引发广泛讨论；与此相关，文论界还提出了“文学活动论”。在这些相关研究和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丰富性及其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揭示，并在回应所谓“内部研究”的片面化倾向中开始了综合创新方面的初步探讨。

董学文在描述此期的文论发展态势时指出：“总的来说，将文艺简单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受到相当程度的诘难和质疑”，而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相比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顾及了文艺的审美特点，在当时的美学热与文艺理论美学化倾向指向中，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6]。此期与此相关的热点还包括美学热、形象思维讨论等，也是为了矫正此前强调文艺依附于政治乃至具体政策所导致的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倾向。不同于“向内转”的矫枉过正，强调“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等）”统一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反映论，总体上可视作此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期文艺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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