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溅逃亡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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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休息两三天，营长召集班长以上开会，叫抓当地年轻人补充死伤的。抓了一礼拜左右，把70至80个老百姓抓来补充到每个班里了。我们营还补充了原在甘州的工兵连，全是红军战士，有100多人，年纪很小。
已经是开始种庄稼的时候了，马家军官内部闹矛盾。营长不满团长，在一个晚上悄悄儿开会说：“尕娃们，我死你们跟着我死，我当官你们给我当兵，我当百姓你们给我种庄稼。”第二天晚上营长把我们带上跑了，又经洪水、炒面庄等地到大通后子河住下。营长说：“你们把人安置住下，我前头去见马主席的面，好脸给我就返回来，好脸不给我回来我们往山里上，当变兵。”营长去见马步芳，第二天就回来了，并拉来了一汽车衣服鞋袜，每人发了一套衣服、三块白洋。我们到了西宁小校场，每个班给了一头牛吃。一个礼拜后开往湟源石板沟，开始修路，一直修到大河坝。修路大约三四个月，又回到乐家湾住窑洞。10至20天，我们工兵营到大通郭麻寺伐木头，给煤窑修房子，包括收油菜，搞了三个月，又返回乐家湾住窑洞。一礼拜左右，我们到循化黄河桥头扎巴滩修房子开荒。
在循化开荒种地期间，地域比较大，有活动余地，跑到甘肃拉卜楞黄司令地区没人抓。跑的人越来越多，间隔10天或半月就有人跑。我在循化开荒一年，也就是搞了一茬庄稼，就跑出来，跑到化隆县科沿沟挖金子。
黄科林——
我1937年逃过了活埋之灾，又进了人间地狱，1939年被抓进工兵营。工兵营当时住在乐家湾的窑洞里。
在小桥修路时，马匪怕我们跑了，夜晚把帐房放下来，把我们都盖在里面，周围压上石头。在恰卜恰时，怕我们跑了，晚上把我们衣服全拿走，第二天起床时再给我们。
在工兵营受的苦很大，我们都商量二三人一起逃跑。有人逃跑时，我们就想一切办法买些鸡蛋和黄纸，准备万一被抓回打坏时好用。虽然抓回打得死去活来，有时还被杀，但是我们的人还是逃跑了不少。在循化，工兵营四个连最后还剩200多人。
工兵营夏天发一套衣服，冬天发马匪骑兵换下的旧皮衣，发的鞋是牛皮子缝在一起的。有时我们就用这个鞋做碗用，因我们全吃面糊糊，又没有碗。
王元诗——
工兵营四连文书王志明是红军战士，经过暗地串联，带着男女七八个人逃跑了。敌人追赶到循化县张沙村把他们抓了回来。所有人都被打了背花、懒弯。王志明被送进了循化县监狱。他举目无亲，吃饭喝水都很困难。警察白顺德看他孽障（可怜），向老母亲李存妮说了。他们家里也是有上顿没下顿，怎么办呢？李存妮想不出好办法，就提着篮子去讨饭，将讨下的饭送到监狱里给王志明吃。大约半个月，王志明身体慢慢好些，他怀着对李存妮母子的一片深情，最终逃离了魔窟。
超过7000人
红五军教导总队及卫生队被俘人员湟水，像一条狭长的飘带，由西向东滚滚而来，穿过西宁古城流去，汇入黄河。湟水，西路军将士悲壮与惨烈的见证者，至今依然悄悄地呜咽着。血水，泪水，难道早已逝去？留下的只是沉重的历史？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一共有多少人?
1937年4月6日《青海日报》：“……此次俘获男女共匪六七千人，内有伪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团营长约17人，迷信共产主义甚深，不易感化已分别枪决外，其余解送到省。”从这条消息看，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到4月6日为止已至6000多，其后该报还陆续有所报道。4月7日报道：“俘匪380余名，昨晨由甘州解抵省。”同日又报道说：“男匪280余人，昨由甘州解来省。”4月8日报道：“在甘州搜获女匪14名，于昨晨由甘州派员解抵省。”5月18日报道：“匪伪军长孙玉清等昨押解抵青。”《河西日报》4月27日报道，原西路军组织部部长张琴秋已被“解送青海”。
如果把4月6日的六七千人折中计算为6500人，再加上380余和280余，被俘解青的红军就超过了7000人。
大通公平煤窑
马步芳在吞并许多私窑的基础上，成立了他独家经营的“大通公平煤窑”。煤窑里的工人一是原来私窑上的，二是抽来的壮丁，三是捉来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红军。其中主要是壮丁，因而煤工便被称为“煤兵”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摇辘轳。
总窑把马如林，经常持有两支手枪，可以任意捕人杀人。每个把头都有单梢鞭、双梢鞭、三环鞭、拱套鞭等多种皮鞭。他们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绑起来吊打，叫做凤凰单展翅。此外还有坐板凳、拔断筋、砸骨拐、倒吊葱、鸭子浮水、兔儿蹬鹰、鲤鱼翻身、张飞挂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窑用残酷手段强迫煤兵劳动，并且规定，父亲死了要儿子顶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实际上，煤兵成了世袭的奴隶。一旦进煤窑当了煤兵，就很难活着回来。当时大通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进了公平煤窑，一个抓去当了兵。人们问老人，你两个儿子到哪里去了？老人回答说：“一个埋了没死，一个死了没埋!”“埋了没死”形象地说明了煤兵的悲惨处境。
独此一家的公平煤窑，垄断着青海的市场，煤的售价往往为成本的10倍，从而获得了巨额利润。据一般估计，它每年可赚银币50万元，成了马步芳掠夺人民聚敛财富的一个重要基地。
苏永贵——
我是四川南江县人。部队到达甘肃临洮，我在送信时遇马步銮骑兵，左肩和后颈被匪兵砍伤，昏倒后被俘。我与同时被俘的七名战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经循化、化隆、平安驿等地押到西宁，被送往大通县桥头小煤洞煤窑做苦工。
马匪军将我们八人押送到煤窑，交给一个姓马、一个姓牛的两个副官。煤窑规模不大，只有几十名当地工人和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劳动。每天弯着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劳动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4个小时以上。砸伤、生病，煤窑概不负责。窑长、副官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看管工人与红军战士。服此折磨摧残人的苦役，仅仅换得一点粮食，维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们八名红军战士又被送到乐家湾，编入工兵营。当时工兵营的营长是马德林，副营长是由二连连长提升起来的宋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