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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则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中领军:官职名。汉末始置。魏晋至南北朝,常任命亲信大臣担任,与中护军同掌军队实权。]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伐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侍中刘晔被明帝亲近重用。明帝打算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可行。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认为可行;出来同朝廷大臣讨论,又认为不可行。刘晔有胆识与智谋,谈论起来,有声有色。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重视刘晔,是持不可讨伐意见中最为坚定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前往拜访刘晔,刘晔都论述不可讨伐的理由。后来,杨暨与明帝讨论伐蜀之事,杨暨恳切地劝谏,明帝说:“你是一介书生,哪里知晓兵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确实不足以采纳,然而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也经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同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明帝召来刘晔,问刘晔,刘晔始终沉默不言。后来刘晔单独晋见,他责怪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重大的谋略,我得知这件大事后,经常担心说梦话将此事泄漏出去以增添我的罪过,怎么敢同他人说起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开始军事行动之前,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担心敌国已经得知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备杨暨说:“钓鱼的人想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面,必须等到可以制服时再用线将它牵回,这样就没有钓不到的鱼了。帝王的威严,难道仅仅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忠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深思。”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所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
《傅子》[《傅子》:西晋傅玄著。]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困于俗,卒以自危,岂不惜哉!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揣摩皇上的意图而献媚迎合,请陛下尝试与刘晔说话时用相反的意思询问他,倘若他的回答都与所问的意思相反,说明刘晔时常与陛下圣意相符。倘若他的回答都与所问的意思相同,那么刘晔的迎合之意必然全部暴露。”明帝按照他的方法去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意,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发狂,出任大鸿胪,死于忧虑。
《傅子》上说: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啊!凭借刘晔的聪明才智与和权术谋略,如果坚守道德大义,以忠信为行为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如何能超越他!而刘晔仅仅施展才智,却不够诚恳,在内失去君王的信任,在外受到世俗困扰,最终危害到自己,岂不可惜!
刘晔曾经诋毁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畏惧,将这件事告诉给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今倘若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之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了。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抉擿:揭发。]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遐踪:先贤的事迹。],坐待来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疑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之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性,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斯实未得为禁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嘿尔:沉默无言貌。],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察纳:考察采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迕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凭借才能获得宠信,他喜好揭发群臣的小过失向皇帝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到廉昭上奏说左丞曹璠有罪应当禀报,但曹璠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他应受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惩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诚恳痛切。我私下替朝廷惋惜!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够矫正世风抚育百姓的原因,没有不是远获得百姓的拥戴,近依靠群臣的竭尽才智。如今陛下日理万机,忧虑劳苦,有时还得秉烛办理公务,但仍有很多事情没有办妥,刑法禁令日益松弛。推究原因,并不只因为群臣不尽忠心,而是因为主上不能恰当地任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驽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活命,而在智伯那里大显忠烈之节,这些都是古人有力的证明。倘若陛下认为当今之世缺少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之人,难道可以追望先贤稷、契的事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如今所谓的贤能,都是担任了大官并且享受了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还没有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还不专一的原因,是因为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又有诸多禁忌的缘故。我认为忠臣未必是亲信,亲信未必就忠心耿耿。如今有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猜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猜疑是挟私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趁势附和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疏远的人不敢批评或赞誉别人,以至在政事中的变更都遭受猜嫌。陛下应当思考如何使朝臣心胸开阔,勉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主动向古人看齐,名留青史,可是现在反而由着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担心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视国家得失,成为后世之戒。古时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任用,任命为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列举舜的功劳,称颂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就全部舍弃。如今朝廷大臣不认为自己没有才能,而是因为陛下不予任用;不认为自己无知,而是认为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贤能,大舜除去奸恶的做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候,行则随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复陛下诏问,各自陈述自己所知道的,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就可以全部了解,进用忠诚贤能的人,罢免愚笨恶劣的人,谁还敢相互推诿而不尽心竭力。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同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得以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恰当地使用。这样处理政务,什么事不能处理好;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遇到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够忧虑这些呢?我只得自己忧虑。’最近诏书又说:‘忧公忘私的人一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我恭读圣明诏书,才得知陛下对下情了解得既深又透,但是也对陛下不处理根本问题而只忧虑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感到奇怪。人是否贤能,当然与先天本性有关,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并非全都称职。圣明的主上任用人才,是使贤能的人不敢留有余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占据不能胜任的职位。推选出不贤能的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容得下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奇怪的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全力而代替他忧虑他的职责,知道某人没有才能却令他办事,岂不是只有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世上并存圣贤,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能将国家治理好!陛下又担忧台阁禁令不够严厉,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制定了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残的官吏守卫官府大门,这实在不是推行禁令的根本方法。过去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聘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还有人上书举报,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悖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一句话也没说,这种望风迎合的态度,比接受嘱托还要过分。这是不依据实情选用人才导致的。窦嘉身受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拿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做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断绝结党营私的源头。制定出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并不是治世之道。如果我的话有一点承蒙陛下考察采纳,还担心什么邪恶不被清除,而豢养廉昭之人呢!检举揭发奸恶原本就是尽忠的举动;但是世人憎恨小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迎合来求取提拔。倘若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原委,一定认为违背众议抵迕世事是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节,那么为什么真正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情呢?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私,是君王所最担忧的事情,陛下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