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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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是荷兰的时代。这个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钳制下浴血奋战赢得独立的英勇之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仍然被绝对王权牢牢掌控的时候，已经以奥兰治—拿骚[1]家族的总督制为根本，实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政治体制——商业贵族性质的共和制。同时，荷兰也乘着海外贸易空前繁盛的东风，构筑并开始享受富裕且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

要说起此时与日本的关系，荷兰可是少数获得幕府允许在长崎的出岛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家之一。英语中“Let’ s go Dutch.”[2]（=AA制）这句俗语，当年就是用来讽刺精明、吝啬的荷兰商人的。

另外，荷兰是不认可偶像崇拜的新教国家，政府鼓励市民自己阅读《圣经》，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儿童的就学率与国民的识字率，据说57%的男性与32%的女性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邮政制度也开始迅速发展。除了拥有能够定时投递的完善配送系统，书信的私密性也得到保护。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书信在寄送到收信人手中之前，其内容必然会被数个不同的人看到，当然寄信人对此也了然于心。这个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在此前几乎已经被大家放弃，但火漆封蜡[3]的出现令难题迎刃而解——用火漆封蜡封住书信，在尚未干透的情况下盖上寄信人的印章（又称封章）。因为只要打开书信，凝固的火漆封蜡就会碎裂剥落，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有人读过书信，所以之后偷看书信的情况基本上得到了杜绝。

由于实现了私人通信，不仅商业交易的形式发生了变革（从现金支付变成了汇款），个人的书信往来也成为时代的热潮。一般我们都将18世纪称为“书信世纪”，但荷兰凭借其国民较高的文化程度，居然领先全世界整整半个世纪。书信体文集大量发行，这些刊物不但教人如何写好商务信函与感谢信，还大量介绍了写情书的方法要点，其中还根据收信对象不同列举出各种范文模版——“写给出轨对象”、“写给身份差距较大的恋人”、“写给想甩掉备胎的”等等。

细致整理自己的心情和思绪，在遣词造句上花费心思写成文章，同时也从对方那里收到同样精致的字句并独自阅读，这样的行为——与现代写博客、微博一样——是彻底的创新，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神奇体验，同时也推动了意识与认知的变革。特别是女性，虽然被禁锢在家庭中，但她们也能体会到自己的世界不断扩展的欢欣和喜悦。在这个时期，书信频繁出现在荷兰风俗画中，其中尤以“女性与书信”的组合特别受欢迎。

现存三十几幅维米尔的真迹中就有6幅描绘了书信，这也间接印证了当时通信的流行程度。

让我们来看一看《情书》的世界。

一个纵深的画面空间将我们的视线从昏暗的走廊引向室内，给人一种仿佛正在窥视对方的感觉，画家的用心和技巧着实令人佩服。这幅画也秉承了维米尔后期作品的一大特征——画面中“别有深意的东西”塞到爆。

在一扇半开半掩的大门后，质地厚重的门帘被固定在一边，女主人与女佣出现在更深处的房间内。正面白墙上方挂着两幅画，下方则是装饰着金属涡纹图案的壁板。右端有一座贴着瓷砖的暖炉。门口附近，一把大扫帚斜靠在一侧，旁边还脱着一双拖鞋。画中两位女性的脚边放着洗衣篮和编织时使用的软垫。地板是菱形纹样的黑白大理石。在门帘的另一边，也就是靠近我们鉴赏者的那个空间中，可以看到一把钉着铆钉的皮椅子和一些乐谱。另外还能勉强辨别出左侧门扉上贴着一张地图。

也许你会觉得这幅画的两端特别模糊，这是因为40多年前本作曾经在展览会场被盗，当时盗画者用小刀将画从画框中割下，然后卷起来塞进裤子口袋直接带出会场，做法相当野蛮粗暴。虽然这幅名画很快就物归原主，但这次偷盗令画面损伤严重，两端的颜料彻底剥落。之后虽然开展了长达一年的修复工作，但现代人对作品的修补终究无法与原作彻底融合。

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人物。

出生于富裕阶层的女主角额头似乎特别高，其实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当时大部分女性都会剃一个“皇阿玛头”（把刘海剃到接近头顶的部分），因为她们相信这种发型能让脸的上半部分看起来比下半部分大，如此一来便能轻松营造少女般纯真烂漫的美感（不过是不是所有搞了这个造型的人都能减龄成功就真的很难说了）。

她的耳垂下方悬着耀眼的大粒珍珠，身上那件闪耀华美光泽的明黄绸缎长袍的镶边用的是最高级的斑点白貂皮。相信不少人已经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又称《蓝色头巾的少女》）中见过珍珠耳坠，而斑点白貂皮也曾穿在不同模特身上反复在维米尔的其他作品中登场，最后还被列入画家本人的遗物清单。

顺带一提，当时的耳环全部是入针式的，佩戴者必须有耳洞。无须耳洞就能佩戴的螺丝夹耳环及夹式耳环直到近代才出现。同样，女主角颈部那条饱满圆润、颗粒大小一致的珍珠项链上也没有现代的金属搭扣，只是用细丝带固定。在戴项链时，佩戴者会在正面将穿过珠粒的丝带打结系牢，然后将其转到颈后。虽然我们无法在画面上看到，但相信女主角的后颈部一定垂着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打扮入时的女主角怀里抱着一把这种类似于鲁特琴[4]的小型弦乐器，这种琴叫作西特琴。虽然现在已经失传，但在当时因为轻便、演奏方法简单以及价格比鲁特琴便宜等优点，西特琴曾一度成为欧洲最炙手可热的乐器。琴弦一般用铁或黄铜制成，富有金属感，因此能弹奏出甜美悦耳的音色。

她右手拿着一封信，这就是本作标题所谓的“情书”。不过这封信没有信封。将信放入信封中邮寄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时代人们在质地较厚的便笺纸上书写文章，然后在文字朝里的情况下将便笺纸的四角向中心折拢，再翻过来写上收件人的姓名。便笺纸上没有写字的一面即是信封。在画中，我们还能看到前文中提到的封章盖在情书的正中央。

《情书》局部

女主角的背后站着穿着朴素的女佣。服装款式虽然简洁，但画家仍为了画面效果在色彩搭配上下了功夫。

深咖色的上衣搭配白色头巾，与白色的衬衣相呼应，而围裙与长裙的蓝色则映衬出女主人的明黄色长袍。

此刻，这两人之间似乎正在上演一出情景剧。

装扮华丽的女主人应该是位有钱人家的太太。她一边暗自思念恋人，一边弹奏着西特琴。这时女佣毫无顾忌地出现在女主人身边，一言不发地递上一封信。这名女佣给人一种丝毫不顾忌主从身份、倚老卖老的印象，不光是因为她脸上泛着一种别有深意的笑容，那单手叉腰的动作以及靠在跟前从容不迫地俯视女主人的态度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女主人的视线随着内心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她并未看着手中的信，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女佣，脸上露出不安、疑惑的神情，似乎想要询问女佣书信的内容。然而明显这封信并未开封，女佣不可能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说到底，这名女佣究竟识不识字还是一个问题。她嘴角浮现的笑容究竟是已经看穿书信内容的冷笑呢，还是她对女主人的加油鼓励呢？

吃住在主人家中、从早到晚忙于家务的仆人的工作被视为最下等的工作，由于这些人身份卑微，所以在社会上也得不到尊重。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有70%~80%的家庭聘用了至少一名仆人，几乎都是来自乡下的年轻女子。由此可见，当时仆人的薪水微薄到连不算富裕的家庭也能负担的程度（日本明治时代的状况与此类似，夏目漱石家中就有好几名包吃包住的女佣）。

现代的日本人可能很难想象，其实辛苦的不仅是必须亲手处理各种杂务的仆人，聘用仆人的女主人也非常不容易。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雇了一些没什么文化的人住到家里，你不仅要成天监督、指导她们，教她们做家务的方法，还要让她们牢记家庭内的等级，努力维持内部秩序。在这些女佣中，有人会偷东西走上犯罪道路，有人会消极怠工，还有人会勾引女主人的丈夫和儿子。即使你比较幸运遇到一个聪明、素质高的女佣，并花费精力终于将她培养成能够独当一面的仆人，对方也有可能转眼就跳槽到了薪水更高、环境更好的雇主那里。另外还有这样的例子：如果仆人的智商太高，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控制女主人的想法，让女主人对自己言听计从。

本作中的女佣看上去不算年轻，也不像很尊敬女主人的样子。房间里随意摆放的扫帚和洗衣篮似乎在暗示她做家务也只是敷衍了事。向女主人递上书信后还一直杵在跟前，是否意味着她早已与女主人共享着这个秘密。这是女性之间跨越身份等级的亲密同盟，还是高智商女佣在暗地操控着管理能力低下的女主人呢？

话说回来，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封信是情书呢？有没有可能单纯是姐妹或同性好友的来信呢？

这幅作品的标题“情书”并非维米尔本人所起。在19世纪末收为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馆藏时，这幅画的标题只是“信”而已。之后随着对维米尔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图像学的角度解释了这幅画——乐器在传统观念中象征着恋人之间的爱与牵绊，装饰在墙上的海洋画也在许多作品中与“爱情”有很深的因缘（在其他画家的作品中，“读信女子”加上“墙上大海与船”的绘画作为一个组合暗喻“爱情”）。由此，现在的画作标题成了定式。当然，本作中无处不在的神秘气氛让观者迅速联想到秘密情事也是“情书”一名的来源。

画中画的帆船述说着女主角恋情的未来。眼下船只正在大海中顺利航行，然而阴暗诡谲的厚重云朵在上空膨胀，海风似乎也很强劲。未来令人担忧。

不可思议的画家维米尔的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他能像这样描绘市井小民们的生活片段，却又奇迹般地除去了粗俗卑劣之感。扬·斯特恩（Jan Steen）、加布里尔·梅蒂绥（Gabriel Metsu）也画过同一主题的作品，他们的画重于说教与讽刺，让人仿佛阅读一部通俗小说一般（当然这也有一定的乐趣），然而维米尔的作品寓意暧昧模糊，比起明确的意志表达，画家更注重于创造一个静谧的空间。其中精致的光线描绘以及唯美的色彩也给人以超现实的印象。可能这也是维米尔在当时不受大众欢迎、很快就被遗忘的原因之一吧，然而也就是这一点却让19世纪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开始关注、喜爱维米尔的作品。

在维米尔生活的年代，一位曾经到访荷兰的英国收藏家对农民在集市上买画，肉店及面包店把画挂在从店外看得到地方，甚至连铁匠铺也挂着画感到震惊。这是在其他国家想也不敢想的事。正如“西班牙人在母亲腹中就开始跳舞”，或是意大利人天生喜欢意大利面及唱歌一样，荷兰人被誉为“与生俱来的画家”。在17世纪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包括半职业画家在内，荷兰境内存在着不计其数的画家，然而普通购买者的人数仍然远远超过画家的数量。与欧洲其他国家多由王公贵族、教会或富商出资订购不同，荷兰的中产阶级也会买画装饰在自己不算宽敞的宅子里，另外，与购买郁金香一样，也有人以投机为目的买画。因此荷兰小尺寸的绘画作品比较多。

当时的风俗画没有一张不被挂在房间的墙上展示，其中还有人会特意为墙上的挂画加装布帘，这是所有者将这幅画视为重要的财产予以珍视的证据。不过相对地，也有将绘画的边框当作衣帽架来使用的例子，可以看出这幅画一定不怎么值钱。正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嗜画如命，所以即使是当时二三流的荷兰画家也能拿出高水准的作品。

不过话说回来，原本只为了君主、贵族创作的大型作品现在便宜到连一般市民也能买得起，可以想见画家的报酬有多微薄。除了一部分人外，很少有画家能够靠画画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副业。维米尔在当时与其说是一位画家，更主要的工作是作为画商卖画，如此一来才能养活父母、老婆和一大帮孩子（据说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导致他一生作品数量极少）。他虽然拥有认同他个性的支持者，但其超越市井凡俗的高雅画风无法在大众中博得人气，也无法冲出荷兰走向欧洲。想来这也很自然，当时除荷兰以外，哪一个国家会有普通人去买画？而居住在巨大城堡中的王公贵胄对描绘了无聊市井生活片段的芝麻绿豆之作几乎没有兴趣。

曾经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世人彻底遗忘的维米尔在19世纪中叶被法国评论家“再次发现”，并被高度赞扬为“代尔夫特[5]的斯芬克斯”之后，瞬间在全世界名声大噪，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维米尔作品的价格飞涨之势在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于1953年发表的推理小说《葬礼之后》（After the Funeral）中也有涉及：某人坚信沉睡在乡下田庄中的一幅古画是伦勃朗的作品因而购入，事后发现这其实是维米尔的真迹，此时在报纸上看到另一幅维米尔作品卖出2000英镑高价的犯人开始蠢蠢欲动……

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出生于代尔夫特。长久以来其作品中混有不少赝品，甚至连知名美术馆中收藏的“维米尔作品”中似乎也掺杂着不少鱼目混珠之作。关于著名的“米格伦事件”（美术史上最有名的赝品事件，让维米尔的作品与纳粹扯上了关系）在拙作《恐怖名画：哭泣的女人篇》中有详细叙述。

1640~1680年大事记

[1] 奥兰治—拿骚（Orange-Nassau），现在的荷兰王族，在荷兰共和国时期该家族的成员几乎独占了总督一职。——译者注

[2] 此句原意为“让我们做荷兰人”。——译者注

[3] 火漆封蜡，指用松脂、虫胶、蜜蜡等混合而成的蜡状物质，1626年左右由法国人鲁索发明。——译者注

[4] 鲁特琴，一种类似于琵琶的曲颈拨弦乐器，在中世纪到巴洛克时期的欧洲非常流行。——译者注

[5] 代尔夫特，荷兰南荷兰省的一个城市，维米尔的故乡，因维米尔为数不多的风景画《代尔夫特风景》而闻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