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风吹我寒 秋月为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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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真实的韩熙载
■《韩熙载夜宴图》
1945年秋天，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预备在北京定居，正巧遇到一座清代王府出售，看房后很是满意，谈妥了价钱，预备买下来。恰在此时，他偶然听说绝世精品《韩熙载夜宴图》落在了北京一古玩商手中，忙赶去看画，鉴定为真品后，当场决定以五百两黄金的高价买下，之前筹划已久的买房计划自然泡汤。
得到此画后，张大千视为无上珍宝，还专门制作了一枚“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章，加盖在图卷上。然而到了1951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移居国外时，突然以筹措路费的名义，将手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以低价卖给了一位朋友，其中，《韩熙载夜宴图》只卖了两万美金。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时任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那位朋友手中以原价购回了三幅画作。张大千最终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三幅国宝巧妙地留在了祖国大陆，现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创作缘由，有两种不同说法：《宣和画谱》记载说，后主李煜打算重用韩熙载，得知其“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棵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顾）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五代史补》则说，韩熙载晚年生活放纵，“伪主（指李煜）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韩）熙载自知安然”，李煜想借此图来规劝韩熙载，希望他有所悔改。无论如何，此画是顾闳中奉诏而作是确认无疑的。据史书记载，另一待诏周文矩也曾作《韩熙载夜宴图》。元人汤垕在其著作《画鉴》中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弘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予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弘中笔，与周事迹稍异。”可见元代时顾闳中、周文矩两画尚在。
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为画院待诏，擅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周文矩（约907～975），江宁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为人美风姿、擅丹青，颇具精思，工画人物，尤擅仕女，多画宫廷生活，传世作品有《琉璃堂人物图》、《重屏会棋图》、《宫中图》。二人齐名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现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世代记为顾闳中所作，因其画卷题跋中有：“顾闳中，南唐人，事后主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杂搡，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于樽俎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此图乃顾闳中之所作也。”但经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考证，此画并非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所临摹，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画中人物除韩熙载、僧人德明、状元郎粲三人外，其余男子皆穿绿衣，这是降官的服色，正好是南唐投降后不久宋朝颁布的法令，降官“例行服绿，不问官品高下”，此令至淳化元年（990年）始废；二是画中凡闲人均“叉手示敬”，这其实是宋人礼仪。
无论作者是谁，就人物画而言，《韩熙载夜宴图》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千年以来，凡有此画著录的各书都对它有极高度的评价。
这幅画全长三米，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当晚韩熙载夜宴中的情形，共分五段，每一段画面以屏风相隔——第一段“听乐”，描绘韩熙载在宴会进行中与宾客们听歌女弹琵琶的情景，表现了宾主全神贯注侧耳倾听的神态；第二段“观舞”，描绘韩熙载亲自为舞女王屋山击鼓，宾客都以赞赏的神色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似乎都陶醉在美妙的鼓声中；第三段“暂歇”，描绘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韩熙载坐在床边，一面洗手，一面和姬妾谈话；第四段“清吹”，描绘韩熙载坐听管乐的场面。他盘膝坐在椅子上，好像在跟一个姬妾说话，另有五名乐伎做吹奏的准备，她们虽然坐在一排，但参差婀娜，各有不同的动态，毫不呆板；第五段“散宴”，描绘众宾客与姬妾们谈话的情景。
这幅画的精彩之处，在于把众人玩乐时的神情和不同性格表现得十分逼真，用笔细润圆劲，设色浓丽，人物形象清俊娟秀，栩栩如生。尤其深入描绘了韩熙载晚年失意，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画中韩熙载虽然处于夜宴欢场当中，却始终双眉紧锁，表情冷漠，在他身上凝聚着深沉的现实矛盾和精神上的空虚苦闷。精微细腻的刻画使得这幅画超越了一般私人生活的描写，成为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风情的杰作，表面的歌舞升平，掩饰不住深刻的危机，韩熙载貌似风流实则悲苦难言的情态，亦超出个人情感的狭小范围，成为南唐王朝“流水落花春去也”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