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异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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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比观察使我谨慎地提出了对外国民族、地方或文化的两种体验之间的区别。

确实有一些人在到达异国他乡的时候，会激动地探索当地居民的语言、价值体系、习俗和生活方式。他们还会注意并仔细研究街道、广场、公园和建筑物的布局。当他们在这个新环境中迈出第一步时，他们就领悟到了这个地方独特的气氛。他们会好奇它的历史、社会、政治和宗教。他们准备改变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甚至尝试采用所在当地人的一些烹饪和饮食习惯。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吃饭，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吃饭。他们会乘坐火车，坐三等车厢，进商店，逛市场，参加一些节日活动，以便更好地感受城市或农村社区的喧嚣。他们还参观教堂、宝塔和修道院，攀登崎岖的山峰，或与居住在偏远村庄的农民一起度过轻松的日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重要的经历并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他们的深度与世隔绝占据了上风。任何改变的建议都无法穿透他们的人格，他们将一切充实自我的可能性拒之门外。他们固守自己的背景、观点和偏见，最多只是确认自己先前形成的观念和偏好。他们旅行不是为了拓宽和丰富他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选择适合他们既定世界观的东西。

不过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仅热衷于体验外国文化，还有意识地沉浸其中：他们设法去感知一切不同的新鲜事物，深入理解它，并以特定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例如，他们不仅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气氛，还能察觉陌生感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陌生感的反应。他们注意到人们是如何相互交流的，并逐渐学习这些交谈中的一些身体甚至口头语言。他们会发现人们在生命中某些决定性时刻的感受和想法（出生或死亡，或表达爱或悲伤），并吸收这些不同的情感和精神反应，以及将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对陌生与熟悉、新与旧、未知与已知之间的分离和对比的明确认识，以及愿意在生活中为前者让位的意愿，在他们身上引发了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可以是轻微的、短暂的，也可以是实质性的、持久的。他们可能会意识到一种走向完全融合的“冲动”——博尔赫斯在他的故事中写过这种让他忘乎所以的“冲动”。

尤金·芬克（Eugen Fink）告诉我们，“外来者是和我没有直接共同经历的人。他的经验不一定是我的经验；起初我和他没有联系”。[124]

芬克认为我们能够感知、理解和整合外国人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虽然这一整合发生在一个月或几年后的未来，但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在没有言语交流的情况下，人们首先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异域情调，以及他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质——开放、保守、悲伤、温暖、勤劳、宁静——一种整体氛围。[125]当我们欢迎来自遥远国度的客人时，或者当有人进入一个他并不熟悉的空间时，这种性质就会表现出来。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政客错误地参加了一场他根本没有受邀的会议；或者一位技术人员被叫去修理供暖系统，却在这家人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走来走去。气氛中突然生出一种“不是我们的一分子”“不属于这里”的感觉。与这个“不速之客”或“可以容忍的人”在身体上的接近，会产生距离感、拘谨感和情境性，因为这个外来者并不具备“群体的独特成分和特殊倾向”。[126]在开始一段亲密而独特的关系后，突然经历了片刻疏远的恋人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同样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对方仿佛是在公共场所偶遇的陌生人；他们创造的共同氛围具有不友好、不信任的特征。

与外来者的接触突出了氛围参与的首要地位，人类在一起以氛围为基础。如果在初次接触之后，我们和外来者一起吃饭，或者参加他们的宴会或仪式舞会，就会形成一种更亲密的气氛。我们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许会倾向于将他们异国情调的某些方面变成自己的特色。外来者不仅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因此也不是我们自己人，而且还是不同的、陌生的，甚至是奇特的。具体的表现有：吃、喝、穿、崇拜、赞赏和表示好客的方式，完成锯东西或缝纫等家务的方式，以及其他日常活动。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认为，了解一个国家的唯一途径是做一个房客，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从内部体验各种事物和日常琐事。异乡必须成为一种有生命的、主观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遥远的、客观的表象。用他的话来说，“游客可能会带走一些印象，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小事和活动的细节（比如安装Y形屏风和烟囱、买酵母蛋糕以及被邻居说教）”。[127]为了积极地去感受和理解，并在广泛地了解之后融入异乡，我们必须让个人和他们的世界进行更私人的交流，在行为上而不仅仅是语言上寻找共同的兴趣点。我们必须努力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以便对两者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且，我们不能表现出轻蔑或拒绝，我们必须给自己一种“驯服陌生并使之熟悉的手段”。[128]

很明显，与外国人进行语言交流并非没有困难，尤其是当我们想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时。我们不仅要学习一系列的单词和短语，以及最重要的语法规则，还要学习正确的发音和对这些单词的理解。

即使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流利的语言，我们也无法控制别人说话的方式。省略的习惯、句子结构不完整、发音不清晰、语速过快会使理解变得费力而乏味。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讨论了影响陌生人之间交流的若干因素。[129]他们的语言和表达具有情感价值和来自特定社会背景的内涵。即使两个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词语和句子的情感基调也是不同的。一个人熟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是陌生的。异国的交谈对象倾向于使用只有在多次接触后才能理解的方言和一系列行话和缩写。象征性和隐喻性的细微差别预先假定了交流双方拥有一些共同的过去经验或借用了某种文化传统的元素。这些特征恰恰说明了芬克所说的缺乏“直接共享经验的社群”。除了找机会和各种外国人谈论各种话题外，如果来访者努力建立热情友好的氛围，对异国居民采取恭敬有礼的态度，这些困难可以部分减轻。他必须注意在交流中避免含糊不清，并传达清晰的信息。在我看来，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说法不仅适用于异国的游客，也适用于当地人，“说外语就是表演：嘴和身体都参与其中”。[130]在某些语言交流中，身体的动作被证明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观察对方的手或脸，才能准确地理解句子的意思。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异国的人和文化接触的时刻，始于一种氛围的体验，到后来表现为对话、合作或庆祝的形式，最终结果可能是一次理解和改变的真诚尝试。这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地适应行为、技能、语言形式以及一套规范的价值观体系，这样增加的部分就不会抵消他们原有的身份和文化的所有要素。可以说，他们获得了双重国籍：他们把两个世界中他们认为最好、最中肯的东西聚集在一起，并展示出来。这种融合可能会让他们产生一种互补性与和谐感，或者一种强烈的不和谐感和紧张感。无论情况如何——观点一致或不一致——适应过程都是有益和有回报的。他们的视野倍增；他们的精神世界被丰富了。

毛姆注意到人们缺乏一种内在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来自将外国文化元素置于熟悉事物所提供的更广阔的视野中的能力。当我们创造或迎接貌似是外国文化的行为（问候、示爱、谈判、准备一顿饭、布置房间、玩游戏或举行会议的方式）相遇的时刻时，我们自己的文化元素仍然作为我们感知、比较并评估事物的背景地平线而存在着。这种比较和评估是可能的，因为异国事物总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生活的经济、艺术或家庭方面被认为是熟悉和传统的事物，在新的视角下获得了更高的可理解性和精确度；遇见外来事物并将之融入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从本质上讲，正是这种对比关系使外来事物更容易理解，并成为激励人们采取有效行动的跳板。在我看来，正是对立的观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存在、接受和表达，在一个人身上创造了内在的丰富性和自我价值感。

安东尼·斯托尔在他的《创造的动力学》一书中，深入探讨了有创造力者的一些特征。[131]他们根据自己的内在价值标准发展自我改造的能力，并培养自身容忍不和谐及矛盾冲突所引起的不适的能力。他们是“内指向型的”，又对环境中完全不同的、外来的新事物很敏感。他们创造的动力来自他们对对立面和未解决的内在紧张感的认识，对外来知识保持开放、吸收外来新经验的重要性及学习和做出相应改变的能力。内部的对立越强烈，他们就越渴望把对立的两极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斯托尔的推测或许是正确的，即创新的动力与许多人在学术界寻求的物质享受和安全几乎没有关系。事实上，消除了对未来幸福的担忧，往往会扼杀无数人才的独创性和创造力。一个人要拥有和表达独创性与创造力，就需要接受内在的不和谐，内心还要拥有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还要随时准备接受现在设想的新事物和从过去继承的旧事物，对未来不抱任何满足的想法。此外，有创造力的人也必须面对和接受他们的新理论和非凡成就可能面对的阻力和斗争。

如果一个人不但努力与自我保持距离，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思考自我，而且与外来事物保持协调，并将其中一些元素融入自己的生活，那么自我转变就实现了。极端、僵化的观点和轻率、熟悉的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鼓舞人心的替代方案。我认为，这种融合只有在理解外来事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反过来，这种理解也只有在外来事物以某种方式积极和直接地被融入进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可以用维克多·冯·魏察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来说明这种决定性的循环：“要理解（外国的）生活，就必须参与其中。但要参与（外国的）生活，就必须理解它。”[132]我说的理解，本质上是指了解一个现实，包括它的目的、功能、用途、意义和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方式，以及它影响其他现实关系的能力。理解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无用的。但无用的理解也有其特殊的用处。这些看似无用的活动——在河边散步，讲幽默的故事，在夏夜喝酒，学会一首歌——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创造了与人或事的更亲密的联系，正如我们以前所见，还能改变周围的气氛和随后的语言交流的质量。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一种日常用品、肢体语言、仪式、习俗、社交技能、语言、艺术品、宴会的意义、生活方式、一系列事件、想法，以及同胞的喜怒哀乐。

舒茨提到了陌生人在参与新社会环境的活动时必须面对的两大障碍。首先，他们认为自己是局外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地位；其次，他们无法认为自己对一种文化模式的理解以及他们在一种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与外国人的理解和行为方式一致。他们“看待事物和处理情况时必须正视根本差异”。[133]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身处社会环境边缘的不适感可以使人们的眼光更敏锐，培养人们以更少的偏见调查情况的能力，并更自由地建立一个适当的定位计划。促使人们以好奇和批判的眼光，从一个不受习惯和习俗影响的角度看一种特定的文化现实（家庭内部的风俗习惯或法律制度的运作）。

不过让我们先回过头看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无法理解和积极整合与我们自身不同的事物。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是一位神秘的法国作家，他摆脱了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环境，前往法属波利尼西亚旅行，他的作品在其1919年去世后仅几年内就被广泛传阅。谢阁兰在遗作《论异国情调》中坚持认为，与外国文化接触会导致不理解和不适应，而不是理解和融合。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要假装我们能同化其他习俗、种族、国家；恰恰相反，我们要为自己无法实现这种同化而感到高兴；这种无能让我们能够永远享受多样性。”[134]外来知识是对多样性的感知，是对根本差异的认知和接受。这种知识带来了一个好处：对自我的局限和可能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一种确定的、不可简化的“差异性”的相遇，让我们回归自我；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在我们熟悉的文化中获得成长的内在动力。扼杀这种成长意识的不是外来文化的不可理解性，而是多样性的消失或退化，以及现代世界所经历的日益一致性——这种单调的一致性，是因为部分旅客没能遇到能让他们回归自我的极端差异性；他们重视平淡的同质性，逃离与自我相遇的机会。

一致性会导致偏见、偏狭、被动，最重要的是，使人逃避自我；它麻木了一个人对自身地位和年龄的感受力；它摧毁了外来力量所提供的繁衍力，即与众不同的力量，面对自我、消除无知和自欺欺人的力量。我们要对这一严厉而准确的观察结果做出补充，即多样性的退化和消失也排除了任何有益转变的可能性。

谢阁兰设计了一项关于两性差异的研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性。他相信，如果男女之间没有经历过使伴侣的差异性显现出来的震惊和偶尔的不和谐经历，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情。在没有这种分歧的情况下，其他的风险只会成为幻想的谄媚反映。然而，正是这种差异性吸引着男女双方，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伴侣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对彼此的感情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也使他们的相互充实和转变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文化本身的某些特征，就会对社会的不可渗透性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独特信仰和心态提出质疑。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我们所获得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它们的多种结果的总和，而不是我们与其他人共享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创造力和可能性。这种生产实践和目标的统一可能包括艺术、法律、价值、制度、习惯、信仰、知识、习俗、生活方式、工具、艺术作品和许多其他因素。文化是人们（生活在更小或更大的社会实体中）对自身世界的思考、想象、保护、表达和创造。一种特定的文化很少不受来自其他文化的决定性因素的影响。因此，美国文化包括非洲文化、爱尔兰文化或西班牙文化，同样，特定的非洲文化也包含相当多的法国文化、英国文化和葡萄牙文化元素。事实上，每一种文化多少都是“文化的文化”。[135]此外，一种文化还有可能有意识地借用其他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主导理念，从而认识到它们在塑造个人存在和集体生活方面的积极价值。因此，一种丰富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长期相互充实的结果。反之亦然：一个社会和一群个体可能会默默地或公开地抵制、过滤或驱逐某些外来的影响。然而，在创造完全的文化同质性的过程中，完全抵制外部影响会导致一种文化的衰落。

一个社会能容忍其内部存在外来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对外来者来说是熟悉的事物；正是这种熟悉的差异性，才使它与特定的文化产生了适应性的、变革性的接触。适用于社会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个人。一种文化中的外来事物可能会为来自国外的个体所熟悉，这种事物的存在创造了沟通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这使得对其他文化的令人振奋的发现，以及对其中一些元素的适当理解成为可能。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性，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吸收更多的外国元素就会变得更容易。正如艾利·海勒（Erich Heller）所说：“每一种理解都取决于我们将一种特定现象与更广泛的知识或想象中的熟悉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136]这里的关键点是关联的行为：为了理解外来事物，我们必须把它与熟悉的事物联系起来，反过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熟悉的事物，我们必须把它与外来事物联系起来。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也提到了这种关联行为，他建议旅行者抵制寻求完全融合的冲动，转而通过继续做陌生人的方式与外国文化保持距离，“这样他的品格和道德传统就可以为他的观察提供一个比较点”。旅行的人将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个人世界。他应该是“一个重组所见之物的艺术家；这样，他就能把这幅画作为正确的真理观，而不是各种各样的经验，添进可转移的智慧宝库。”[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