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另一套权力系统(7)

书籍名:《隐权力》作者：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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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正式的权力结构中，刘中丞是过道台的顶头上司，完全犯不着如此屈尊向属僚示好。但是在隐权力系统中，过道台具有他刘中丞不具备的从钦差那里传递来的隐权力，如今正是钦差办案的非常时期，刘中丞需要假借过道台的隐权力来摆平事情，所以与过道台套近乎也是意料中事。以前过道台备受冷落，似乎是因为他办事能力差，老将事情搞砸，现在看来，真正的原因是过道台以前的隐权力不足以抵消个人能力上的缺陷。只要隐权力足够大，个人能力再小，肥缺美差都是一定会有的。

有罪无罪取决于隐权力

刘中丞给过道台灌了一通迷汤之后，才绕回正题——委托过道台打探打探钦差大人将如何向皇帝汇报查案的结果。过道台是个老实人，对中丞的“知遇”与“厚爱”受宠若惊，自然应承下来，花了二万两银子（当然是公款），从他的老同年拉达那里拿到了钦差奏折的底稿，这份折子列有二十多款，牵连到二百多人，自从抚院起，一直到佐杂以及幕友、绅士、书吏、家丁等。

钦差利用查案的正式权力扩大打击面，目的自然是想抬高筹码、卖个好价钱——按钦差开出的折子，赎买这个折子（即不按原折子上报皇帝），要二百万两银子。二百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按当时白银对大米的购买力来折算一下：清末的米价是每石（一石约等于150市斤）约三四两银子，即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到40多斤大米，按现在每斤大米两块钱的行情折算，清末时一两银子约合人民币80~100元，二百万两银子差不多有2亿元！我的天，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果然刘中丞不干了——

过道台把钦差意思想要二百万的话说了一遍。刘中丞道：“我情愿同他到京里打官司去！他要这许多，难道浙江的饭都被他一个吃完，就不留点给别人吗？他既会要钱，我自然有我的法子，暂且把他搁起来，不要理他。”

拉达听听无信，只得自己过来拜访过道台，探听消息。过道台无奈，又把中丞的话说了。拉达赛如顶上打了一个闷雷似的，歇了半天，无精打采而去。回到行辕，正钦差亦在那时眼巴巴地望信哩。拉达只得据实告诉。正钦差发了脾气，一定一个钱不要，吵着行文给巡抚，问他办的人怎么样了，立刻就要提审。这个风声一出，合省的官吓毛了。

因为在价钱上谈不拢，刘中丞说“情愿同他到京里打官司去”，钦差也说“一个钱不要”，“立刻就要提审”，听起来好像双方都不打算在隐权力系统内解决问题了，都准备回到正式权力系统“公事公办”。其实双方只是嘴上嚷嚷，心底里谁也不想将事情弄僵。被“吓毛了”的地方官首先作出妥协：由藩、臬两司行文通知，让被参的官员凑份子出钱。藩台大人（即布政使，浙江的副省长）亲自拜会过道台，托他将银子磨少一点，又再三拜托过道台多加关照。

钦差巴不得事情有了挽回，登时应允，限五天之内禀复。拉达出来又说给过道台，说：“老师叫你赶紧去办。”等到过道台到家，官场早已得信，门口的轿子已经排满了。有些府、厅、州、县老爷们（即市长与县长们）都落了门房；几个佐杂（即市县的副职与普通科员）都朝着门政大爷作揖磕头，求他在大人跟前吹嘘。也有撤任的，也有撤差的，有已交首县看管，自己不能来，只好托了人来说情的。